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人口流動新趨勢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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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何謂科技信息呢?本文中的科技信息是指農村科技信息，它是指對農民有用的、或能促進農村發展的以及能保證農業穩定增產增收的科學知識和科學技術或技能的總稱。科學知識方面的信息是指應了解一些農業科學基礎理論的相關知識。如植物生理、農業氣象、遺傳育種、土壤肥料、病蟲害、農畜產品加工、畜牧生產、農業機械以及經濟、經營等方面的知識信息。而科學技術或技能方面的信息則包括掌握作物、果林栽培技術、農畜產品加工技術信息；畜禽養殖及飼料加工技術信息；農藥化肥適用技術信息；農業耕作技術信息；良種繁育技術信息；常用農機具的使用維修技術等方面的信息。本文中的農村科技信息也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它主要指與“三農”問題相關的一些實用新型科技信息，同時也包括相應的市場信息、政策信息等。

本文使用的數據主要來源于對貴州農村勞動力的問卷調查資料。具體調查方式為人戶問卷調查[調查問卷在設計過程中參考了譚英(2004)、周愛軍(2006)等人的研究成果，具體見參考文獻[2]和[3]。 ]，且采取典型調查和立意抽樣相結合的方法。調查范圍涉及貴陽、安順、銅仁、六盤水等4個地(州、市)、12個行政村的100多個農戶家庭。調查共發放問卷120份，即每村10份，回收問卷105份，回收率87.5％，最后獲得有效問卷100份，有效率95.2％，其中留守農民32份樣本、返鄉農民46份樣本、外出農民22份樣本。此次調查涉及家庭總人口468人，戶均4.68人，勞動力總數283人，戶均2.83人。

二、三類農民群體獲取科技信息的渠道差異

目前貴州農民獲取科技信息的渠道比較單一，主要有親朋介紹、村能人引導和自己摸索等幾種形式，如課題組在調查“農民種植糧食作物(稻谷、玉米等)所采用技術來源于何處”的問題時，有78.7％的農民選擇了“實踐經驗”(如表1)，有14.7％的農民選擇了“自學”，還有8.0％的農民選擇了，“向村里人學習”：不難看出，貴州農民獲取科技信息的有效渠道確實不多，但為了能更全面地、系統地分析不同類型農民在生產經營活動(包括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水產和畜牧養殖以及其他的副業、手工業勞動等)中獲取科技信息的渠道問題，本文擬從“獲取大眾信息的渠道”、“獲取農業科技信息的渠道”以及“最喜歡的科技信息傳播渠道”等幾個方面對此進行研究。

2.1三類農民群體獲取大眾信息的渠道選擇

據筆者對受訪農民進行“您通常從哪些地方獲得信息”的問題調查時，選擇最多的四種渠道就是(如圖1)：鄰居(52.0％)、鄉政府(32.0％)、村干部(31.0％)和村能人(28.O％)若分類別來看，留守農民獲取大眾信息的渠道主要有鄰居(62.5％)、村干部(34.4％)、集市和中央電視臺(31.2％)以及鄉政府(28.1％)等；返鄉農民獲取大眾信息的渠道主要有鄰居(47.8％)、鄉政府和村能人(34.8％)、村干部(30.4％)以及中央電視臺(23，9％)等；而外出農民獲取大眾信息渠道主要是鄰居(45.5％)、村能人(36.4％)、鄉政府和手機(31.8％)以及村干部(27.3％)等。

由此可見，三類農民群體獲取大眾信息的渠道有如下兩方面特點：其一是通過傳統方式(如鄰居、鄉政府、村干部和村能人)獲取信息的多，通過大眾媒體(如報紙、圖書)以及網絡技術(如互聯網、通訊網絡)獲取信息的相對較少。其二是渠道選擇相似度高，僅在個別方式上有差異，如“集市”對留守農民而言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渠道，外出農民中有很多人則通過“手機”來獲取一些大眾信息等。

2.2　三類農民群體獲取科技信息的渠道差異

通過圖2可以看出，貴州農民獲取農村科技信息的渠道主要有9種左右，依據受訪農民選擇的比重大小依次排序為：親朋介紹(61.0％)、農村示范戶(30.0％)、基層政府農技部門(29.0％)、涉農公司(29.0％)、廣播電視(27.0％)、農民專業合作組織(13.0％)、圖書報紙(9.0％)、電腦網絡(8.0％)、科研部門(5.0％)等。分群體看，留守農民通常獲取科技信息的渠道有：親朋介紹(53.1％)、農村示范戶(37.5％)、廣播電視(31.2％)、基層政府農技部門(25.0％)等；返鄉農民獲取科技信息的渠道主要有：親朋介紹(60.9％)、農村示范戶(32.6％)、基層政府農技部門(32.6％)、涉農公司(28.3％)等；而外出農民則更多地是通過親朋介紹(72.7％)、涉農公司(40.9％)、基層政府農技部門(27.3％)、廣播電視(22.7％)等渠道獲取農村科技信息。

進一步研究可以發現，親朋介紹和基層政府農技部門推廣是三類農民群體獲取有關科技信息的常見方式，同時留守農民和返鄉農民對農村示范戶的信息意見也非常重視，而返鄉農民和外出農民也往往通過涉農公司獲取有關的科技信息，當然廣播電視信息在留守農民和外出農民的生產生活中也有著很重要影響。然而，現代化的信息傳播渠道如圖書報紙、電腦網絡等雖然能提供量大、質優、時效性強的科技信息，但受條件所限其并不為三類農民群體普遍接受。另外，實踐中三類農民群體通過科研部門獲取科技信息的比重相對較低，這意味著科技信息的供需還存在著嚴重脫節的狀況。

2.3　三類農民群體最偏好的科技信息傳播渠道分析

從前面所述可知，雖然三類農民群體目前獲取科技信息的渠道有多種，但這些渠道中哪些又是他們最喜愛或最偏好的呢?弄清這個問題對于相關部門提高信息服務質量具有很重要的導向性。

據課題組調查，32.0％的受訪農民最偏好的科技 信息傳播渠道是“鄰居、村能人、集市等介紹”(如圖3)，另有30.0％的農民認為“電視、報紙、電腦等提供信息”是最好的信息傳播渠道，還有26.0％的農民最偏好“農技員的具體指導”。分群體看，留守農民和返鄉農民最偏好的科技信息傳播渠道都是“鄰居、村能人、集市等介紹”和“電視，報紙、電腦等提供信息”，外出農民則把“農技員的具體指導”作為最好的科技信息傳播渠道；而三類農民群體則對“政府組織的科技宣講和指導”和“村干部的提倡與宣傳”兩種信息傳播渠道的偏好程度較低。

以上的偏好選擇結果至少意味著兩層含義：其一是為了能獲得實用、針對性強的信息和技術，外出農民更愿意或更需要農技員的“一對一”指導；其二是目前的貴州農村禮會科技信息傳播渠道相對單一，在有限的選擇機會中留守農民和返鄉農民逐漸形成了一種固定化的信息接收模式，即熟人之間的信息交流和電視媒體信息，而由政府組織或村委會提供的相關科技信息還未有真正及時、有效地進入“平常百姓家”，從而使得農民對其偏好程度較低。因此這就需要相關部門進一步規范、創新管理體制和服務模式，以便通過常態化的信息指導和服務、多樣化的信息傳播渠道來滿足不同類型農民的信息需求。

三、簡短結論及對策建議

人口雙向流動趨勢下貴州三類農民群體獲取大眾信息的渠道選擇相似度較高，只是在個別方式上稍有差異，總體上看主要都是通過傳統方式如鄰居、鄉政府、村干部和村能人等渠道獲取信息；從獲取科技信息的渠道選擇看，三類農民群體獲取有關科技信息的最常見方式都是親朋介紹和基層政府農技部門推廣，而他們通過諸如圖書報紙、電腦網絡、科研部門等信息傳播渠道獲取科技信息的較少；從最偏好的科技信息傳播方式看，“鄰居、村能人、集市等介紹”和“電視、報紙等媒介信息”是留守農民和返鄉農民最偏好的科技信息傳播渠道，而“農技員的具體指導”則是外出農民最偏好的科技信息傳播渠道。

由此可以看出，不同類型的農民獲取科技信息的渠道偏好不盡相同，因而相關部門在提供科技信息服務時就要根據不同類型農民群體的“個性特點”選擇不同的信息傳播渠道，這樣才可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具體來說可以從如下幾方面進一步完善貴州農村科技信息傳播渠道：

1.開展職業農民培訓，培育和扶持農村科技示范戶。調查已表明，鄰居、村能人等幾類人群在傳播相關科技信息時具有“親和力強”，易接受、方便快捷的特點，因此相關部門務必要創造環境大力培育和扶持農村科技示范戶：第一是要完善相關的保險制度以及投融資體制，為農村科技示范戶提供資金支持；第二是要對職業農民以及農村科技示范戶不定期地進行相關的業務素質以及前沿科技培訓，以便讓他們有示范的“資本”；第三是要建立農戶、農村科技示范戶、農技站以及農業科研部門等多級聯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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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late nineties of the twentiethcentury，accompanying the rapid population ageing，China’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has been in atrend of declining，and flexible employment in a trendof booming.These new trends of China labor market havebeen posing challenges to the old-age insurance sys-tem.The old-age insurance system should be adjustedand improved according to these new trends of China la-bor market.

Keywords:labor market;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flexible employment;old-age insurance

一、勞動力市場的新趨勢1．勞動參與率下降勞動參與率和就業率是反映在一定的人口結構下勞動力資源利用狀況的兩個指標，勞動參與率和就業率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之上則意味著勞動力資源得到了較好的利用。勞動參與率是經濟活動人口占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其中經濟活動人口指的是有勞動能力、并且參加或要求參加社會經濟活動的人口，包括就業人口和失業人口；而勞動年齡人口是指15~64歲的人口。截至目前為止國家統計部門還沒有公布過關于勞動參與率的專門數據，因此這一數據需要進行推算。筆者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有關數據對1998～2006年中國勞動參與率進行了推算，結果顯示1998年的勞動參與率為84.65%，1999年略有下降，為84.57%，在2000年降至83.23%，盡管2001年勞動參與率升到83.73%，但隨后在2002~2004年勞動參與率繼續下降，2004年勞動參與率為81.

93%，2005年勞動參與率上升至83.44%，2006年則降到82.29%。

從總體上看，勞動參與率呈現出下降的趨勢。

造成勞動參與率下降的原因主要有3個方面：一是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導致年輕人的勞動參與率下降；二是提前退休現象導致老年人口的勞動參與率下降；三是再就業困難，導致一部分失業者失去尋找工作的信心和動力，成為“沮喪工人”而退出勞動力市場，使勞動參與率下降。

2．靈活就業日益普遍

近些年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勞動力就業結構正發生著變化，在機關事業單位和具有一定規模的企業中的正規就業人員比重處于下降過程中；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靈活就業人員數量逐年增多，靈活就業日益成為吸納勞動力的重要形式。所謂靈活就業，就是在正規單位或非正規單位中區別于正規就業的就業形式。這類就業在勞動時間、收入報酬、工作場地等方面更加具有靈活性，在保險福利、勞動關系上又常常是不具備確定的法律保障。靈活就業人員來源不僅有國企下崗人員、農村轉移剩余勞動力，還包括知識階層和大學畢業生等城市新增經濟活動人口的部分人員，其中下崗人員多受雇于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或正規單位的非正規崗位、從事臨時性、季節性工作；農村轉移剩余勞動力多從事于建筑施工、餐飲服務、保安保潔、家政服務等工作；而知識階層和大學畢業生等城市新增經濟活動人口的部分人員多為自由職業者。靈活就業范圍幾乎涵蓋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課題組的一項研究，2003年靈活就業總量約為4700萬，占城市就業總量的18%。另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項類似研究，2003年靈活就業占全部就業比重在17.5%左右。

3．人口老齡化將使未來勞動力供給減少聯合國在1956年提出人口年齡類型的劃分標準，其中對老年型國家的劃分是：一個國家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達到7%，按此標準中國在2000年成為老齡型國家。中國的人口老齡化速度將持續加快，預計21世紀中葉將迎來人口老齡化高峰，在這個過程中老年人口的絕對量和相對量都迅速增加，21世紀中葉以后人口老齡化速度將放慢。人口老齡化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影響將是深遠的，在人口總量方面，隨著生育率和出生率長期持續地下降，人口增長慣性大為減弱，預計到21世紀20年代人口總量將達到峰值，之后人口總量將逐步減少；在勞動力供給方面，預計從21世紀30年代開始，勞動力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將開始下降。有學者預計勞動力在總人口中比例將從未來20年間的60%以上，逐步下降到本世紀末略高于50%的水平。豐富廉價勞動力資源一直是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主要優勢，而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供給縮減，將給中國的經濟增長和養老保險制度帶來不利影響。

二、養老保險制度面臨的挑戰

中國勞動力市場的新趨勢將給養老保險制度帶來挑戰，主要體現在勞動參與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齡化將加重養老保險負擔，以及靈活就業人員參保難兩個方面：1．勞動參與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齡化將加重養老保險負擔勞動參與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意味著領取養老保險金的退休職工相對于向養老基金繳費的在職職工的比率是較高的，從而對養老保險基金產生直接的影響。根據我國現行的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養老保險基金由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兩部分組成，向社會統籌繳費的部分用于基礎養老金的計發，體現社會再分配；向個人賬戶繳費的部分用于職工本人個人賬戶養老金的計發，體現效率性。社會統籌部分財務收支的平衡條件是：繳費率=工資替代率×贍養率，其中繳費率為在職職工養老保險繳費額與工資總額之比，工資替代率為退休職工的平均養老金與在職職工的平均工資之比，贍養率為退休職工與在職職工人數之比。這個等式表明，如果要維持工資替代率不變，贍養率越高，則繳費率就越高。然而企業和職工個人對繳費率的承受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當繳費率達到這一上限比率時，贍養率的進一步提高就意味著養老保險工資替代率需向下調整。然而養老金有向下的剛性，易漲不易降，其結果是使得養老保險制度面臨財務危機。

2．靈活就業人員參保難

靈活就業的特點是流動性強，而現行養老保險制度是按照正規就業的特點設計和運作的，它以就業的穩定性和繳費的連續性為基礎。在養老保險經辦機構設置上是以用工單位為中心，主要面向用工單位實行參保人員的登記、申報及費用的征繳，缺乏專門針對靈活就業人員的信息化管理系統，養老保險經辦機構難以掌握這類用人單位的經營現狀、職工人數、職工收入等基本情況。

顯然，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不能與靈活就業人員的特點相符。盡管近年來為方便靈活就業人員參加養老保險，有的省、市社會保險機構設立了個人繳費窗口，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靈活就業人員辦理日常性參保事務，但由于這類就業人員參加養老保險以個人自我管理為主，缺乏必要的約束機制，養老保險經辦機構在對這類就業人員參保的管理上受職能限制，強制力有限，使得參保不穩定。

三、養老保險制度的完善

中國勞動力市場的新趨勢給養老保險制度帶來了新問題，政府需要從完善養老保險制度本身入手，擴大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針對靈活就業改進養老保險制度，以解決勞動參與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給養老保險帶來的沖擊，以及靈活就業參保難的問題。

1．擴大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

面對勞動參與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帶來的挑戰，我們應立足當前，盡可能使適齡勞動人口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目前我國社會養老保險分為城鎮和農村兩個板塊，城鎮社會養老保險覆蓋范圍為城市中的就業人口，覆蓋率從總體上看并不高，用人單位逃繳養老保險費、故意瞞報或漏報職工人數和工資總額的現象依然存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建設遠滯后于城市，基本上還是以家庭養老為主，土地成為農村人口養

老的主要經濟保障。

對于城鎮養老保險的擴面問題，首先，需要對養老保險制度轉軌中形成的歷史欠賬明確責任，合理地測算繳費費率，以提高用人單位和就業人員參與養老保險的積極性；其次，應盡快出臺《社會保險法》，加大養老保險推行的強制力，對惡意逃避參保的單位應加大懲罰力度，以盡快提高養老保險在個體、私營企業以及非正規部門的覆蓋面，使更多的勞動者能夠參加到養老保險制度中來。關于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應加快制度構建的步伐，加大政府財政的投入力度，按東中西部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制定差異性的繳費和給付標準，將農村人口納入到公共養老保險制度中來。

2．針對靈活就業改進養老保險制度首先，應考慮制定養老保險制度實施的彈性化標準。正規就業的養老保險制度的資金來源主要是單位與勞動者個人共同繳費，這種模式應根據靈活就業的特點進行創新，特別是在繳費基數、繳費比例以及繳費方式上進行創新：在繳費基數上，可以考慮將養老保險繳費基數設定為不低于當地職工的最低工資，以減少靈活就業人員的負擔；在繳費比例上，面向正規就業的養老保險費率高待遇高，成為靈活就業人員參加養老保險的障礙，應允許靈活就業人員以較低的費率參加養老保險；在繳費方式上，可考慮為靈活就業人員設定年度繳費額度并按年結算，只要在一年內的任何時間繳費達到額度，就視為該年正常繳費，以提供更為靈活便捷的繳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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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取多種措施，加強返鄉農民工計劃生育服務管理

做好流動人口服務和管理，實現人口有序流動和合理分布，關系改革發展穩定大局，關系低生育水平長期穩定。各省（區、市）人口計生委要高度重視當前返鄉農民工計劃生育服務和管理工作，全面把握*屆三中全會對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講的新要求，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創新體制機制，在推進農村改革發展中切實加強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服務和管理。

一是抓緊實施“*”農村人口和計劃生育服務體系建設項目。按照中央關于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戰略部署，研究落實好人口和計劃生育領域重大項目安排。按照《通知》要求，與相關部門密切配合，加強返鄉農民工勞動技能培訓和計劃生育相關知識宣傳，組織和支持返鄉農民工投身新農村建設，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中，推進農村計劃生育生殖健康服務機構的建設。同時，加強基層人口和計劃生育服務體系建設，提高面向返鄉農民工的計劃生育宣傳教育、技術服務、藥具發放、信息采集等服務能力和水平。

二是做好對返鄉農民工及其隨返家屬的計劃生育服務。各地要按照《通知》的要求,切實加強農民工流入地和流出地計劃生育工作的協調配合，落實好各項服務管理措施。流入地要進一步強化屬地化服務責任，建立健全社區外來人口登記制度，暢通免費提供避孕藥具的渠道，落實流入育齡婦女現居住地定點服務制度，提高流動人口享受計劃生育基本免費項目服務率，推進流動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流出地要進一步強化源頭管理責任，依法落實流出人口及返鄉農民工家庭應享有的獎勵優惠政策。建立隨訪和動態管理制度，切實做好外出人口的登記、宣傳教育，落實避孕節育措施，免費辦理《流動人口婚育證明》，切實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

二、切實做好流動人口和返鄉農民工統計監測

充分發揮人口和計劃生育系統在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中的網絡優勢，配合相關部門，加強流動人口和返鄉農民工的統計監測工作。利用基層計劃生育管理和服務工作網絡，開展流動人口及其家庭狀況調查，摸清流動人口底數和流向，了解返鄉農民工及其隨返家屬的計劃生育情況、生殖健康需求和返鄉后的就業意向，及時把握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新動向和新趨勢，為領導和相關部門決策提供信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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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上海雙年展展覽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夢想廣場”。作品分布于一樓展廳及美術館周邊場地，以人民廣場作為思考及創作的起點――因為這里是上海開埠至今社會變遷和人口流動的縮影，見證和容納了上海當前人口流動、遷移、融合這一復雜現象。作為“夢想廣場”主體展覽的延伸，一樓展廳將設置一個關于人民廣場自19世紀下半葉以來歷史變遷的文獻展，以深化主題“快城快客”的歷史內涵及其與上海母體的內在文化聯系。

第二部分是“遷徙家園”，作品分布于二樓展廳，主要由三個個展組成，集中展示三位正處于事業頂峰藝術家的作品，也形成了本屆上海雙年展的策展特色。

第三部分是“移居年代”，作品分布于三樓和四樓展廳，它們緊扣展覽的主題，也運用非上海的素材，展示世界各地人口遷移融合的問題。在主體展覽之外，本屆雙年展還策劃了“我的人民廣場”照片征集活動，以增加公眾參與和互動為基點，在上海美術館外的公共空間打造一處屬于公眾的人民廣場。

本屆上海雙年展的4個亮點是：主題貼近中國當代問題，體現以人為本的關懷；展覽呼應上海城市變遷，具有歷史內涵和深度；作品深入城市公共空間，聯動交通樞紐和社區；展中展結構，群展套個展，開創雙年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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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雙年展首次以人為對象和主題，揭示城市迅速變化中人群的多元身份，通過外鄉人／城里人空間遷徙的觀點，移民／市民身份轉換的觀念，過客／主人家園融入的觀感這三個層面鍥入城市與人的命題，突出以人為本的根本關懷，展示今日國際大都市中積極移民與文化融入的新趨勢，探索城市化的豐富內涵；在與城市化相應的經濟轉型、社會轉型和文化轉型的宏大背景下，城市急速膨脹，人口快捷流動，進而思考城市是否能讓生活更美好，城市如何讓生活更美好。

上海雙年展自創辦之始，一直關注城市生存發展的狀況，堅持以上海這座城市的文化與歷史為依托，來進行藝術探索。依循這一策展主線，2008年第七屆上海雙年展決定將展覽聚焦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廣場。這里是城市重要的標志性公共空間，也是百年上海社會、文化、經濟以及各種力量流轉、交匯的首要場所。人民廣場更是中國當今社會的縮影。

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當前中國面臨的許多重大挑戰，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人口流動。中國社會和經濟正發生著巨大的變遷，人口從農村流向城市、從小城市流向大都市，以尋求發展機會。中國正飛速地從農業化的社會轉向工業化、信息化的社會，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在人民廣場，人們可以發現不少與“轉換”這一概念相關的現場和問題，例如象征著老上海文化的跑馬廳、國際飯店、大光明電影院、沐恩堂等建筑，它們見證了上海的歷史和變遷：象征著今日上海的來自世界各地令人眼花繚亂的廣告、超級現代的建筑從天而降，洋溢著高昂樂觀的情緒；上海這座城市和生活在這里的人們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憧憬和文化的包容性不僅體現在上海大劇院、上海美術館和上海博物館所提供的文化盛宴，城市規劃展示館所展現的城市建設遠景，還體現在人潮洶涌的市民和外地游客，以及由外來人口經營的攤點上。

在第七屆上海雙年展中，主體展覽力求與人民廣場發生更直接的聯系。為此，展覽的第一部分將邀請約二十名藝術家以人民廣場作為思考及創作的起點。藝術作品的形式和媒材可以豐富多樣，可以結合美術館館內和館外的展示。在館外展示的作品可以包括特定場所發生的活動，以及市民介入公共空間和公共媒體的互動等等。展覽期間通過一系列活動的策劃使得整個人民廣場成了廣義的和流動的展示空間。這些作品應具有強烈的視覺沖擊力和參與性，由此向觀眾介紹展覽的主題：人民廣場見證和容納了中國當前人口流動／遷移／融合這一復雜現象。展覽將尤其注意美術館建筑與之相關的空間，如美術館臨街的出口、正面以及與出口相對的停車場。

在館內P樓展廳，將設置一個關于人民廣場自19世紀末以來歷史變遷的展覽。展品包括照片、規劃圖紙、影視資料以及其他相關素材，甚至再現文學、戲劇和其他藝術作品中對人民廣場的描述。

展覽主體的第二部分由三個個展組成，集中展示三位正處于事業頂峰藝術家的作品。這個十分獨特的做法有別于許多其他雙年展的慣常做法，它們往往選取大量主題不甚鮮明的藝術作品。本次展覽挑選藝術家的標準是，他們對人口流動及相關的城市經濟社會發展這一主題要有深入廣泛的思考，這一主題在他們的藝術作品中要有鮮明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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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編號：70873042）；上海市政府決策咨詢項目（編號：2010-Z-34）。

（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人口研究所,上海 200062）

摘要 世博后上海經濟社會發展轉型、現代化城市基礎設施和全面調整優化空間載體戰略布局等因素將對上海人口分布產生重要影響。該文利用灰色理論模型對人口分布變動進行預測，結果表明： 2010-2020年期間，上海市人口繼續向郊區集聚，近郊區是人口集聚和流動的最顯著區域，同時遠郊區常住人口集聚的增長速度開始超過近郊區，成為人口遷移和流動的主要區域。今后一段時期內近郊區和遠郊區為上海產業發展和人口布局調整提供空間，近郊區和遠郊區的新城鎮將成為重點建設區域，上海將加快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格局。建議：加強人口發展戰略和規劃研究，解決土地規劃、產業規劃和人口規劃的問題，統籌考慮土地、產業、人口之間的協調發展；實施城市人口發展功能區戰略，引導人口有序流動和遷移，使上海城市人口空間布局與城市形態、區域功能和資源環境協調發展；加強流動人口均等化服務，建立健全流動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投入保障機制。

關鍵詞 世博會；上海；人口分布

中圖分類號 C922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06-0001-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6.001

世博會是上海城市未來發展的重要引擎，“世博效應”將對上海的服務經濟、產業結構、城市形態和人口變動等帶來全方位的影響，必須高度重視世博后上海的發展。“世博效應”是指在一定時間和空間范圍內圍繞舉辦世博會所發生的一切直接或者間接的社會經濟活動以及由這些社會經濟活動所衍生的一切聯系和效益，一個完整的世博周期持續時間達十幾年之久。世博后階段，即世博會后的一段時間，一般為5年左右時間。本文主要就世博后上海人口分布變動新態勢進行研究。

1 世博后影響上海人口分布的主要因素

1.1 世博后上海的經濟社會發展轉型

“轉型”是世博后上海經濟社會發展的主線，上海經濟社會發展的轉型，包括產業結構轉型，率先形成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發展布局轉型，從以中心城區為主轉為依托重點區域的中心城區和郊區并重發展，并在長三角及更大的區域范圍內拓展發展空間；社會發展轉型，適應多元化的特征，凸顯文化軟實力，加快社會事業發展，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路徑轉型，轉變過多依賴資源能源消耗的經濟發展方式，通過技術創新、結構調整推動經濟發展。世博后上海經濟社會發展的轉型將推進郊區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吸引人口向郊區流動。

1.2 世博后形成的現代化城市基礎設施和城市管理體系

中央對上海發展的戰略定位，到2020年把上海基本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和現代化國際大都市。世博后“十二五”期間，上海城市發展目標是基本形成與“四個中心”功能相適應的“四港三網三體系”城市基礎設施體系和現代化城市管理模式。進一步完善海港、空港、鐵路港、信息港；軌道交通網、內河航道網、高速公路網；能源保障體系、環境保障體系、安全保障體系，按照“高效、安全、便捷”的要求，以信息化促進城市管理現代化，構建高效運行、管理先進、保障有力的城市管理體系。

據初步統計，2010年世博會期間，上海在城市基礎設施及環保方面投入2 700億元。包括地鐵、輕軌、鐵路等的建設將顯著改善上海的交通、通訊、居住環境等，為上海進一步提升產業結構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同時，也將有利于吸引各地人才，為城市的長遠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幫助上海實現國際經濟中心的建設目標。同時，也推進了上海人口的城鄉之間的流動，促進城市人口分布的變動。

1.3 世博后上海全面調整優化的空間載體戰略布局

世博后上海主要圍繞國際大都市的發展定位，重點突出標志區的建設和能級提升，優化構筑與“四個中心”建設相適應的城市空間形態。一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空間布局以陸家嘴金融城和外灘金融聚集帶為核心，并適當向鄰近的郊區延伸和拓展；二是國際航運中心建設的空間布局主要突出“三港”“三區”聯動、北外灘航運服務集聚區及國際航運發展綜合試驗區；三是國際貿易中心建設的空間布局以位于近郊的大虹橋地區為重要載體，以虹橋交通樞紐為核心集中打造國際貿易中心的標志集聚區，集中建設一批功能性項目和功能性平臺，集聚一批國際貿易組織、跨國公司和國內大型企業總部。依托世博園區的后續利用，整合現有會展場館資源，適度拓展展覽設施規模，建設現代國際化采購交易中心。

世博后上海全面調整優化空間載體戰略布局，將大大改變原有城市人口分布格局，這種戰略布局調整，特別突出了郊區發展是世博后上海新時期發展的重點［1］。上海的發展，客觀要求郊區必須體現綜合經濟實力，在“集約”上做文章，積極推動“三個集中”（工業向工業園區集中、人口向城鎮集中、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郊區新城將成為重點建設的區域，為上海產業發展和人口布局調整提供空間。

2 世博后上海人口分布變動趨勢及預測

2.1 世博后上海人口分布變動趨勢

世博后上海將更加注重郊區建設，加快形成城鄉一體化格局。世博后的“十二五”期間，上海城市建設與發展的主要目標是建設“四個中心”。要根據“四個率先”的總體要求，突出改革創新的驅動和功能能級的提升，充分發揮城市規劃的引導和調控作用，統籌人口資源環境，注重與長三角發展相協調，注重中心城與郊區發展相協調，注重空間布局與功能完善相協調，進一步完善市域“1966”城鄉規劃體系，加快形成城鄉一體發展新格局。

從規劃的角度分析，世博后上海城市建設的重心將逐漸從中心城轉到郊區新城。新一輪郊區新城建設要按照構建與國際大都市相匹配的城鄉體系的總體要求，以建設“生產、生活、生態”融合的低碳宜居城市為目標，實現城市功能多元化、空間布局集約化、產業城市融合化、綜合交通便捷化、環境建設生態化和公共服務均質化。同時，加快郊區新市鎮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發展農業生產，注重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加快推進公共服務設施和市政配套設施建設，不斷提高農民生活質量，促進城鄉協調、共同發展。

世博后郊區將逐漸演變成上海存量轉移和增量發展所形成的制造業中心，成為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集聚地。從區域功能分工來看，上海的西部郊區將成為以勞動密集型為特征的制造業產業圈，其定位主要是形成國內外經濟要素的“承接載體”；上海的東部郊區將成為以戰略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為特征的配套產業圈，其定位主要是形成為國際航空港與深水港配套服務的“服務載體”。世博后郊區除城市化和工業化地區之外，在外環線周邊，將著力營造大批的城市森林和城市綠化；在郊環工業帶以內，將成為推進種子工程、生物工程、溫室工程、綠色工程及以信息和貿易為內核的“服務農業”的主要陣地。同時，其他農村地區，則將向著生態農業、觀光農業、休閑農業等方向發展。

從上海市域城市群城鎮體系空間布局分析，世博后上海郊區城鎮發展迅速，將促進人口郊區化。根據國際上通行的城市等級規模劃分標準，將上海市域城鎮體系等級規模劃分為中心城（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組成的四級城市等級規模體系。上海市域的城鎮體系將建設大城市（次中心城市）3-4個，一般大城市5-6個，中等城市控制在15個左右，小城市控制在45個左右。這對上海城市人口結構與總量的規模控制有較大的影響與作用。

表1 上海市域城（鎮）市群體系構建

Tab.1 System structure of Shanghai urban area

根據國家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世博后將支持上海的嘉定、松江、臨港（浦東）3個重點新城建設的同時，將結合上海的市內軌交和城際快鐵布局支持遠郊南橋、青浦新城加快發展。嘉定、南橋、青浦3個新城的功能定位已從原所在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提升為長三角城市群的重要節點城市，規劃人口80萬至100萬［2］。

從總的趨勢看，世博后上海城市建設將在規劃、政策和資源上向郊區城鎮傾斜，建設的重心將轉到郊區，人口郊區化將加速。

2.2 世博后上海人口分布變動預測

2.2.1 建立預測模型

結合世博后影響上海人口分布變動主要因素，根據2005-2009年的統計資料，運用灰色理論GM（1，1）的方法建立模型，對上海未來常住人口規模和分布變動趨勢進行預測。

灰色理論是研究“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 的“小樣本”、“貧信息” 的不確定性系統，遵循現實優先的原則，即注重對系統未來發展趨勢起主導作用的現實信息。灰色預測通過鑒別系統因素之間發展趨勢的相異程度,即進行關聯分析, 并對原始數據進行生成處理來尋找系統變動的規律, 生成有較強規律性的數據序列,然后建立相應的微分方程模型, 從而預測事物未來的發展趨勢的狀況［3］。灰色數列預測主要是指利用GM 模型預測。

GM（1，1）建模步驟如下：

（1）由原始數據序列X（0）（x0（1）,x（0）（2）,…,x（0）（n））得一階累加生成序列：

X（1）＝（x（1）（1）,x（1）（2）,…,x（1）（n））

其中，x（1）（k）∑kt1x（0）（t） （k1,2,…,n）

（2）對X（1）作近鄰值生成，得X（1）的近鄰生成序列：

Z（1）（z（1）（1）,z（1）（2）,…,z（1）（n））

其中， z（1）（k）（x（1）（k-1）+x（1）（k）） （k2,3,…,n）

（3）構造一階線性微分方程：

+ax（1）b

設a⌒［a,b］T,應用最小二乘法，解得：

a⌒＝（BTB）-1Y

其中，B-z（1）（2） 1

-z（1）（3） 1

… …

-z（1）（n） 1，Yx（0）（2）

x（0）（3）

…

x（0）（n）

（4）將a、b帶回微分方程，得：

x⌒（1）（k+1）x（0）（1）--ak+ k2,3,…,n

并還原求出X（0）的模擬值：

x⌒（0）（k）x⌒（1）（k）-x⌒（1）（k-1）

（1-ea）（x0（1）-）e-ak k2,3,…,n

（5）模型檢驗：

按預測模型計算x′（0），并將x′（k）累減生成x（k）, 然后計算原始序列x（k）與x′（k）的殘差序列及相對誤差序列。

表2 GM （1, 1） 模型擬合值及誤差一覽表

Tab.2 Fitted values and error in model GM （1, 1）

從上表可以看出，灰色理論預測模型相對誤差均在6%以內，平均相對誤差分別為0.12%，0.7%，0.66%，因此殘差檢驗通過。而且GM（1,1）模型比較適用于本次預測，預測函數如下：

上海市常住人口：x（k+1） 96894.010125exp（0.018598k）-95115.590125

中心城區常住人口：x（k+1） 310723.213871exp（0.002087k）-310068.793871

近郊區常住人口：x（k+1） 36453.270135exp（0.021666k）-35689.930135

遠郊區常住人口：x（k+1） 9162.809248exp（0.039712k）-8802.149248

其中， k0，1，2，3…，n

2.2.2 預測結果

根據預測，上海常住人口在2015年將達到2 150.31萬，到2020年將達到2 359.86萬，年均增長約20.96萬。從人口分布來看，世博后上海城市近郊區仍是人口集聚最顯著的區域，而向遠郊區遷移將成為人口遷移流動的新趨勢。

依據行政劃分法以行政區為單位，我們把上海市的所有區縣劃分為三類［4］，即中心城區、近郊區和遠郊區。中心城區包括黃浦、靜安、盧灣、虹口、徐匯、長寧、普陀、閘北、楊浦等9個區, 這些區全部或大部分位于外環線以內地區；上海近郊區包括浦東、閔行、寶山、嘉定等4區；上海遠郊區包括松江、金山、青浦、奉賢、崇明等5個區縣。預測結果見表3。

表3 上海市人口分布變動預測

Tab.3 Prediction of Shanghai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從表3可以看出，上海常住人口絕對數量的增長主要在近郊區。常住人口在中心城區尚有微弱增加，在遠郊區增加速度最快，至2015年達到530.67萬，在2020年達到647.23萬，年均增長約11.7萬；在近郊區，常住人口在2015年達到970.32萬，至2020年突破1 000萬達到1 081.34萬左右，年均增長約11.1萬。

在2010-2020年期間，上海市人口繼續向郊區集聚，近郊區是人口集聚和流動的最顯著的區域，同時遠郊區常住人口集聚的增長速度開始超過近郊區，成為人口遷移和流動的主要區域。今后一段時期內近郊區和遠郊區為上海產業發展和人口布局調整提供空間，近郊區和遠郊區的新城鎮將成為重點建設的區域，世博后上海將加快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格局。

流動人口在上海市常住人口中的比重很大，流動人口的分布變動對常住人口的影響都是舉足輕重的［5］，筆者認為，上海市常住人口的上述發展趨勢也深受流動人口的影響，由于中心市區生活成本的不斷升高和就業機會的減少，流動人口向郊區遷移，并呈現向遠郊區遷移的趨勢。

3 對策建議

3.1 加強人口發展戰略和規劃研究，切實做到“三規合一”

目前，上海已經實現土地規劃和產業規劃的“二規合一”，但是，人口規劃與這兩個規劃之間尚未整合在一起，仍然處于“兩張皮”狀態，使土地和產業布局與人口布局之間不一致。因此，迫切需要解決土地規劃、產業規劃和人口規劃的“三規合一”問題，統籌考慮土地、產業、人口之間的協調發展，使人口規劃真正落地［6］。我們要進一步加強上海人口發展戰略和規劃研究，根據上海城市產業布局和城鎮體系規劃，正確把握世博后人口發展變動趨勢，深化研究上海城市人口發展的體制機制，提出可借鑒性和操作性的政策與建議。

3.2 加快推進郊區新城建設，引導人口向郊區特別是郊區的新城集聚

上海城市在加快推進郊區建設同時，要引導人口向郊區新城集聚。世博后要按照上海城市統一規劃和部署，加大新城建設的力度。郊區新城是承接中心城區人口轉移和農村人口集中的主要載體，在城市化進程和統籌城鄉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加快連接中心城區的軌道交通建設，推動重大產業項目布局、優質教育和醫療衛生服務等資源配置向新城傾斜；充分發揮新城在人口集聚和化解中心城區人口壓力中的作用，要制定相關政策，引導人口向郊區集聚。

我們認為，世博后上海人口布局總的原則：中心城區人口規模應控制，郊區應適度放寬。中心城區人口總量實現動態平衡；郊區人口實現總量突破。同時，要重點促進郊區內部的人口流動，推動落后郊區的人口向發達郊區流動。

3.3 實施城市人口發展功能區戰略

根據國家有關部門的關于編制和實施人口發展功能區規劃的要求，結合上海城市不同區域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現有開發密度和發展潛力以及國際大都市發展經驗等情況，將上海市區域科學界定為“人口限制區、人口疏散（收縮）區、人口穩定區、人口集聚區”4類人口發展功能區［7］，并在不同的功能區實施不同的政策措施。同時，引導人口有序流動和遷移，使上海城市人口空間布局與城市形態、區域功能和資源環境協調發展。

3.4 進一步加強流動人口均等化服務

上海流動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已經較高，世博后有逐漸增加的趨勢［8］，因此流動人口管理是人口工作的重頭戲。世博后上海在流動人口均等化方面，要處理好四個關系：要正確處理好本地人口與外來流動人口的關系；要處理好外來流動人口就業與提高勞動力素質的關系；要處理好本地公共服務與外來流動人口公共服務的關系；要處理好擴大覆蓋面與提高外來流動人口社會保障水平的關系。建立流動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投入保障機制，使流動人口在現居住地獲得與戶籍人口同等的基本計劃生育公共服務，建立健全流動人口綜合服務管理信息系統，實現流動人口信息跨部門、跨系統、跨地區共享，開展流動人口變動趨勢的預警監測和綜合分析，為科學決策和流動人口計生服務管理提供信息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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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rend of Shanghai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fter the 2010 World Expo

GAO Xiang-dong HUANG Li-peng WANG Zhi

篇（7）

中圖分類號：F249.2；F22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5-0008-04

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是指一個國家在生育高峰過后，總人口中少兒和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而勞動適齡人口比例上升，從而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相對富余的勞動力資源以支撐經濟增長的人口現象[1]。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在改革開放前期是較為明顯的，中國人均GDP增長率中有27%的貢獻來自于人口紅利。但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中國經濟享受了30年的“人口紅利”在逐漸衰退，勞動力無限供給大于需求的現象正逐漸逆轉，“劉易斯轉折點”來到，其中2010年前后是轉折點[2]。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農民工已悄然更新換代，“80后”和“90后”新生代農民工已成為中國經濟建設的主力軍，這個群體的形成、壯大，將對我國的就業和城市發展政策產生深遠的影響。

一、后人口紅利時代新生代農民工的新特征

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一方面，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人民生活和健康水平不斷提高；另一方面，老齡化趨勢日益嚴重，適齡勞動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頂峰轉而開始下降，勞動力無限供給帶來的人口紅利時代漸行漸遠，已開始進入后人口紅利時代。而這一時期也正是中國處于產業結構升級與轉型的新時期，技術更新換代快，新的產業結構需要新生代農民工盡快掌握新的技術，提高綜合素質。因此，新生代農民工面臨著前沿而又現實的挑戰。

國家人口計生委《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2》顯示：2011年，我國流動人口總量已接近2.3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7%。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約為28歲，“80后”新生代農民工已占勞動年齡流動人口的近一半[3]。今后一段時期，新生代農民工仍然是我國可向城市轉移的農村勞動力的主要組成部分，其人數及其在我國外出農民工中的比重都將持續上升。新一代的進城務工農民是城市化浪潮中最值得關注的生力軍，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較已經大不一樣。

（一）受教育程度高、獨立自主性強

新生代農民工出生和成長于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加速轉型的歷史時期，普遍受到過相對規范的教育，許多人都已初中畢業，接受過九年制義務教育，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完成了高中學業，具備了較高的文化素質。這與以文盲半文盲為主體的上代民工相比，明顯有了較大的進步。另外，新生代農民工成長在改革開放后較好的生活環境中，接受了多元化的開放價值觀。在雇用制成為主要的用工形式時期，新生代農民工往往自主選擇職業和就業崗位。

（二）職業期望值高、謀求自身發展

與老一代農民工為改善家庭生存條件而外出打工不同，新生代農民工進城務工的目的在于謀求自身的發展，因此，更加看重工資待遇，更加看重自身技能的提升和權利的實現，從而也更加在意就業崗位與實現自身發展之間的關系。

（三）工作耐受力低、職業流動頻率高

“較之父輩，生活是優越的，沒有挨過餓，沒有受過凍，溫飽問題在他們頭腦里沒有什么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遠不及父輩”。從年齡上看，新生代農民工大多20歲出頭，思維和心智都處于不斷發展和變化的過程中，對各種問題的認識會隨著打工經歷的變化而不斷變化，從而使他們對職業和就業崗位的選擇更加具有不確定性。新生代農民工對于自己的生活條件和生活水平的要求更高，他們也希望從事輕松而待遇較好的職業，同時，也把工作作為一種開眼界和找機會的手段。

（四）成長經歷城市化、融入城市欲求迫切

新生代農民工的成長經歷開始趨同于城市同齡人，在務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齡人一樣，大多數時間在學校讀書，不熟悉農業生產，新生代農民工大多只有一、兩個兄弟姊妹，這一點與城市同齡職工也頗為相似。新生代農民工更傾向于在城市生活，市民化和城市化的傾向非常強烈，更加渴望得到城市市民的身份和地位，享受到市民的權利和福利。因此，如果融入城市的愿望得不到滿足，那么他們更傾向于在不同城市或者不同就業崗位之間流動，而不是直接回到農村。

二、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的新趨勢

（一）擇業標準多元化

由于教育的傳播、電視的普及，使新生代農民工從小就向往城市生活。因而，他們對于擇業標準也走向多元化，除了進行成本-收益的衡量外，還會考慮工作的舒適度、社會地位等綜合因素。新生代農民工是農民和市民之間的過渡群體，但仍尚未完全被城市接納，表現在仍是農村戶口、在城市里沒有住房、在城市里就業時仍然受到不公平待遇等方面，是處于農民與市民之間的“夾心層”。受計劃生育和家庭“少子化”趨勢的影響，新生代農民大多是家庭的中心，由于能得到父母、祖父母等在經濟上的呵護，他們外出務工的動機多以追求人際交往、都市生活享受和個人發展為主，因此其保留工資大多擺脫了生存型需求的約束，而有更高的要求。另外，在網絡時代，信息的流通速度快，透明度高，掌握了各種新型溝通工具的新生代農民工能較為及時地了解到勞動力市場和工資分布的相關信息，從而其保留工資往往不會低于市場出清工資。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的行業分布呈現明顯的“兩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業、服務業中的比重呈上升趨勢，在建筑業中呈下降趨勢。相對于傳統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顯露出了行業傾向性，開始偏向于勞動環境和就業條件更好的行業。

（二）擇業方式自由化

從擇業方式上看，老一代農民工注重選擇報酬多的單位，而新生代農民工轉向選擇尊重人格的單位，他們更希望被他人尊重和得到社會認可。新生代農民工更加傾向于可以控制加班時間或進行人性化管理的公司。對那些不尊重人格的公司，即使報酬較高，也不愿選擇。新生代農民工除了直接搜尋和老鄉、親戚朋友等熟人介紹工作外，廣泛運用招聘會、求職網、電視報紙的招工廣告等現代化搜尋手段。新生代農民工越來越多地利用現代化工具進行工作搜尋，減少了交通費、郵寄費等直接成本，同時降低了等待時間，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因工作搜尋所要放棄的其他收益等間接成本。從就業手段上看，新生代農民工由以出賣苦力為主，轉為以經營自己的小事業為主。他們都是“小老板”，有的有流動攤位，有的有固定攤位，少數人還有自己的門面，個別人甚至已是當地小有名氣的老板。在新生代農民工中只有少部分人認為打工只是為了多掙錢，大多數人都對未來有所憧憬和打算，他們在工作之余選擇學習，希望有一技之長，以謀求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三）就業形式短工化

從最近幾年的情況看，“招工難”已經成為許多企業面臨的共同難題。與此同時，短工化已經成為當前農民工就業一個相當普遍的趨勢，“選擇性就業”和“旅游式就業”正逐漸成為許多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形式。其一是新生代農民工換行業更加頻繁。隨著全球金融危機負面影響的不斷擴散，以出口為導向的中國勞動密集型企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物流、外貿行業受到沖擊較大，從業者也紛紛轉型。其二是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是更換城市。由于金融危機給我國的就業帶來了巨大沖擊，導致勞動力供大于求，一批企業經營困難，同時也讓這批新生代農民工陷入失業迷茫，缺乏城市歸屬感，頻繁跨越各省各市。沿海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將繼續發揮產業和勞動力積聚效應，這些地區和城市吸引了大量外資，對高素質勞動力存在巨大需求，今后仍將作為主要輸入地。同時，隨著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東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和梯度轉移，一批新的經濟增長中心在中西部地區開始形成，中西部地區新生代農民工自由流動趨勢將進一步增強。

三、后人口紅利時代新生代農民工就業面臨的新問題

當前，社會“民工荒”與“就業難”并存。一方面，“民工荒”現象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已成為農民工主體的新生代農民工卻持續陷入頻繁跳槽、頻繁失業等一系列就業困境之中。這種并存狀況的出現不單是一種社會現象，還是一種經濟現象乃至政治現象，其背后隱藏著制度荒、權益荒和技能荒，正是這“三荒”帶來了“民工荒”與“就業難”兩難境地的持續蔓延。

（一）“制度荒”制約新生代農民工合理流動

現行社會對進城農民工的歧視和各種對農村勞動力的戶籍、人事、職業準入、社會保障等制度存在的缺陷成為我國農民工流動的障礙，這種制度規定上的不完善使得廣大進城民工付出了巨大的物質成本和精神成本。在現行的制度設計下，農民工流動的道路曲折坎坷。

1.滯后的戶籍遷移制度

新生代農民工進城打工，僅在地理空間上發生了水平位移，社會身份仍滯留在農村。滯后的戶籍遷移制度使城鄉二元結構凝固，不僅不能獲得與城市居民相同的住房、醫療、教育、失業等保障，而且面臨工種、職業、待遇等多方面的障礙，導致了農民工就業及生活成本增加，使得農民工的進城渠道與機會大為減少。同時又加重了城市居民的優越感，排農、厭農情緒將更加泛濫，從而引發城鄉難以融合的社會問題。

2.不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

根據全國總工會勞動保障部前兩年做的調查，農民工參保的人數只有10%，這既有農民工就業狀態不穩定而難參保等客觀原因，也有農民工對現行制度缺乏信任，用人單位怕參保增加人工成本，地方政府擔心推進農民工參保會影響本地投資環境等主觀因素，不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制約新生代農民工的合理流動，社會保障的完善與否已成為農民工擇業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

3.斷裂的教育制度

多年來，農村教育過于強調正規教育、基礎教育，忽視職業教育和繼續教育，忽視各種技能培養。我國約有一億初中生不能升入高中直接走向社會，二億多農民工需要不斷充實新知識新技術，而他們大都求技無門。斷裂的教育制度使得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發展能力提升乏力。這種能力提升困境最終導致農民工較低技術含量的勞動不能滿足對于技能條件要求較高的工作崗位的需求，因此，現實中的農民工短缺也表現為農民工“結構性的失業”，“用工荒”也表現為針對特定技能、較高受教育程度的新生代農民工的短缺。

（二）“權益荒”制約新生代農民工正常就業

相對于過去而言，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環境有了較好的改善，拖欠工資的現象少了許多，新生代農民工的地位更是提高了不少。但從總體上看，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環境仍然比較惡劣，拖欠工資的現象仍時有發生，他們也經常受到歧視，人格上甚至也經常受到傷害。現實中的“權益荒”嚴重地制約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正常就業。

1.薪酬低導致“拉力”減弱

從遷移理論看，人口遷移存在兩種動因：居住地推動人口遷移的“推力”和遷入地吸引人口遷移的“拉力”。當下“民工荒”，顯然是因為城鎮提供給農民工的待遇之“拉”力不足與農村的“推”力減弱共同作用的結果。農民工的薪酬過低和“收入歧視”導致“薪酬荒”，使民工流動的“拉”力減弱，導致相當多的農民工選擇離城回鄉，形成事實上的農民工就業不足。

2.務工環境差導致“邊緣化”

篇（8）

中國改革開放過了三十多年，經濟、政治和社會都開始進入轉型期。這個時候進行的城鎮化，必須要和轉型時期的要求相適應、相匹配，這樣才能把事情做好。為了追求GDP，搞大干快上，高能耗、高浪費、高污染的病態城鎮化不行。學習外國的那一套模式搞中國的城鎮化建設也不行。中國的城鎮化要有中國的特色。

《金融博覽》：您怎么理解城鎮化中的中國特色？

張孝德：我認為要從新能源革命、中國傳統文明傳承和“三高技術”這三個維度來思考中國城鎮化的特色。

先說第一個，新能源革命。

之所以要從這個維度出發研究城鎮化，是因為能源形態問題非常重要。它的變化，可以直接影響當代人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進而對人們從科技范式到文化形態的一系列生活發生影響，從而推進人類文明進程。新能源革命是從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才開始的，這場革命對現代工業化城市的影響，當然也不僅是單純的能源替代，而是會對城市發展模式和城市生活等產生革命性影響。

《金融博覽》：新能源革命是世界性的，對城鎮化來說也會產生世界性的影響嗎？這個影響是怎么體現出來的？

張孝德：我們應該清楚，新能源革命對中國城鎮化的影響與對西方發達國家的影響是不同的。因為西方那些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早就完成了，而中國城鎮化正在進行，處于模式形成時期，又剛好同這場革命遭遇上，所以新能源革命對中國城鎮化發展的影響會貫穿在這個過程的始終，成為城鎮化的一個內生因素。

至于對中國城鎮化的影響應該有三個方面。

一個是新能源需要我們對城鎮化的方向和目標進行重定位。依靠不可再生能源的現代工業屬于成本外化的工業化，而可再生能源使今后生態文明走向成本內生成為可能。在不可再生能源支撐下的城市是一種高能耗、高污染、高成本的城市化。所以工業文明時代的城市患有“工業文明病”。這種高能耗、高成本的城市化是一種不可持續的城市化模式。在生態文明時代，我們需要探索低成本、低能耗的生態化的新型城市化之路。從中國自身情況看，人口這么多，人均自然資源又這么少，如果不能探索出一個充分利用新能源、新材料、新技術的低成本生態城市之路，無論是中國環境容量，還是世界環境和能源承載力，都無法承受一個13.7億人口的大國城市化。

西方發達國家城鎮化已經定型，已經形成對傳統能源的高度依賴，它們對生態化城鎮的改造只能是存量改造，會產生退出成本。中國城鎮化率到2011年還只有51%，城鎮化正好是在中期階段，走生態城鎮化的模式，是增量嵌入式的、低成本的城鎮化之路。

再一個是中國城鎮化一定為中國鄉村文明復興留下足夠空間和地位，城市不再壓倒鄉村，城市和鄉村兩種不同文明和文化共生共存。從工業文明邏輯看，負載中國五千年文化的鄉村文明沒有什么價值。但從生態文明看，中國鄉村文明恰恰獲得了復興的機遇，因為新能源更喜歡中國鄉村。鄉村利用新能源方面存在著城市沒有的優勢。原來的傳統的化石能源，分布不均衡，適合大規模開發和集中使用。這種特性決定了越是大城市使用能源的成本越低，越是小城鎮和農村使用成本越大。而新能源不是這樣，它的分布相對均衡，比如太陽能、風能等，而且可以就地取材，隨用隨取，根本不用運輸。這決定了新能源的使用優勢和市場不在大城市，而在中小城市和農村。現在中國農村，到處可見太陽能熱水器、電動自行車、沼氣使用等，就是鄉村使用新能源具有優勢的最好證明。

在化石能源支持的工業文明時代，鄉村發展空間被擠壓，鄉村文明日漸式微，面臨被城市文明替代和終結的命運。但在新能源支持的生態文明時代，中國鄉村文明有機會重新崛起。西方國家的城市化是在工業文明時代進行的，所以是城市替代鄉村、城鄉兩元文明歸于城市一元的模式。中國城鎮化將是一條鄉村與城市兩元文明共生的發展模式。

如果說，化石能源的使用，是大城市成為工業文明時代的主要發展模式，那么在新能源支持下的城市發展模式，將是小規模化、田園化的城市。

《金融博覽》：您剛才反復提到中國的鄉村文明。為什么鄉村文明在城鎮化過程中顯得如此重要？

張孝德：這要從中國五千年的文明模式來考量，中國的五千年文明屬于農耕文明，農耕文明的根基不在城市，在農村。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鄉村文明是中國五千年文明之載體、文明傳承之根基。所以中華民族的文明傳承，必須保護中國的鄉村文明。這和西方完全不同。西方文明根源于工商業文明，城市是文明之根。由此決定了西方文明的興盛衰微，與城市的發展緊密聯系。歐洲中世紀是農業文明發展的世紀，同時也是被稱為歐洲黑暗的中世紀。近代以來，西方文明的復興，也是依靠近代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工業化和城市化，恰恰是西方文明從歐洲走向世界的過程。

西方的城鎮化，不用擔心文化傳統的中斷。中國搞城鎮化，就不能像西方那樣，必須考慮我們的文明傳承，我們不能走斷根的城市化。要解決這個難題，就是中國特色的城鎮化必須為中國鄉村文明復興與發展留下足夠空間，中國必須走城鄉兩元文明共生的城鎮化之路。

《金融博覽》：看來，中國城鎮化置身在一個難得的、也非常有利的歷史機遇期。那我們帶著城鎮化發展的任務，怎樣走進這樣一個生態文明的時代？需要完全放棄上一個工業文明時代所遺留的一切嗎？

張孝德：其實，工業文明時代也給我們留下了很多寶貴的財富。我經常講，今天中國城鎮化是站在西方文明的肩膀上往前走的城鎮化。因為今天中國的城鎮化是依靠工業文明時代留下的“三高技術”，即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和高速信息網進行的城市化。

“三高技術”是影響中國城市發展的模式最重要的技術。從大方面看，“三高技術”對中國未來的城鎮化模式有三大影響：一是由單中心的金字塔城市結構向多中心的扁平化網絡化結構轉變。由于“三高技術”大幅度提高了生產要素機動性和集聚速度，徹底改變了原來大城市通吃的競爭格局，使不同城市之間獲得了相對均衡的發展機會，不同城市之間的優勢互補與多功能組合成為區域城市群發展的新趨勢。二是將會出現由人口大規模移動的城市化向要素流動的城市化轉變。基于傳統技術的城市化，是人口跟著要素的集中而流動；而“三高技術”導致要素自由流動的結果是，形成了要素流跟隨人口流動的新趨勢。這樣就可以使原來分散居住的許多農村和中小城市，就地分享現代城市化帶來的產業發展機會。使大城市、小城鎮與鄉村共生的城市化發展成為可能。三是在傳統技術支持下的要素流動由原來的單向流動向雙向流動轉變。20世紀70年代之后在西方出現逆城市化，就是從根本上打破了生產要素單向大城市中心流動的格局，形成大城市與郊區、城市與鄉村之間的雙向流動新格局。

《金融博覽》：“三高技術”作為人類共享的技術，在對城鎮化建設的影響方面，是不是也像新能源革命一樣，對西方和對中國的影響也不盡相同？

張孝德：是這樣的。高速信息技術和現代高鐵技術，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之后才出現的，當時西方國家已經完成了城市化。而“三高技術”對中國未來城鎮模式影響是內生的。這也可以說明，中國的城鎮化模式不能簡單跟著西方走，中國該走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特色道路。

《金融博覽》：您講了這么多，能不能用一句話幫我們概括一下，中國城鎮化道路的特色？

張孝德：好的。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中國應該走城鄉兩元文明共生的城鎮化之路，這是核心。

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如何讓鄉村文明在城鎮化中成為獨立一元而保留下來，這是個世界性難題。但是生態文明時代的新能源技術，工業文明留下的“三高技術”，讓中國的城市和鄉村文明共生發展成為必然和可能。如果說生態文明為中國鄉村文明復興提供天時，那么中國文化則為中國鄉村文明復興提供了地利，而被現代人類創造的“三高技術”就是人和。

篇（9）

一、我國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發展進程

我國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發展短短二十年，幾乎包含了西方企業一個世紀所走過的道路。在我國大多數企業中人力資源管理發展的層次較低，發展程度也參差不齊。總體上有如下特點：

1.從組織發展來看，我國大部分國內企業仍然處在組織科層化和結構化的階段。很多企業還沒有形成一支具有專業知識的人力資源管理者隊伍，在人力資源管理這項工作上，仍將大量的工作集中于檔案和一些事務的處理工作，而沒能更多地與企業的狀況與未來的發展相結合。

2.從員工的人員配備來看，人力資源的規劃范圍是有限的，比如說在國有企業，干部的選拔上論資排輩的現象比較普遍，有能力的年輕干部很多時候不能得到重用，影響了長遠的發展。

3.從員工的能力來看，很多企業只重視對干部的管理，而忽視了對基層員工的管理，導致員工素質的降低，給企業的生產和管理帶來了很多負面影響。

二、我國與國外人力資源管理比較

1.在人力資源管理上，國外的柔性化比我國的戰略制度化更具有時代優勢。國外企業在經過了“剛性管理”的時代后，為充分發揮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提出了柔性管理的方式。而我國的戰略制度化雖然比以前的管理方式有了很大的改進和發展，但是與國外的柔性管理相較而言，在時代的適應性上略遜一籌。

2.人力資源使用上，國外企業更注重人性化的解放。他們將“以人為本”奉為企業核心的理念，把員工的發展與企業的發展結合起來，使員工們看到自身的發展是建立在企業發展的基礎之上。而我們的員工在企業中還沒有受到充分的重視，企業看重的也就是他們的績效，而忽視了創造績效的人員才是企業的根本。

3.人力資源配置上，國外企業比我國更注重人員與企業戰略的結合。國外企業對員工的培訓并不僅僅是像我國企業進行的崗位技能培訓，而是有計劃、針對性強地實施系列培訓項目。 而我國的人員在有限的培訓時間里僅僅是為了崗位的需求。

三、中國人力資源發展的新趨勢

目前，我國人力資源管理正在經受著來自信息化、網絡化、經濟全球化、人口老齡化、教育投資普及化等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巨大的沖擊。如今的中國既歷經著之前沒有完成的工業化變革又面臨著信息化的嚴酷挑戰，因而，中國的人力資源管理既有著工業時代的深刻烙印，又反映著新時代、新經濟狀況下的基本要求，其呈現出如下發展趨勢

1.由戰術性向戰略性人力資源轉變。從時間周期上看，人力資源與其他任何資源相比，都需要用更長的時間才能獲得。人力資源的管理不單單只是人力資源職能部門的責任，而應該是所有員工及管理者全體共同的責任。人力資源管理的一項基本職責就是如何推動和幫助企業的各層管理者及各崗位員工去承擔人力資源開發和人員管理的責任。現在越來越多的企業已經意識到，人力資源管理的對象是各企業中最重要的資源，在實現組織整體目標的過程中起著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人力資源管理者已經逐漸從原有的作業性、行政性事務中解放出來，脫掉過去那種行政和服務的戰術性角色的束縛，逐漸轉變為關心組織發展和管理者能力的戰略型角色的人才。

2.人員流動速度不斷加快，人力資源的角色不斷轉變。企業領導與員工之間的角色互相轉換速度加快，頻度加劇，根據能力而進行提拔和選用人才，能力越來越得到企業的認同和重視。而這種人員的流動不僅僅局限于本國范圍內，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人員流動也正在不斷加劇。在我國，人力資源的流動重點還是在于有真正才能和實際學識的并且擁有著實用性的技能型的人才，而這些人是比較有資本和能力在各個職位中進行跳槽的。

3.資源管理職能外包。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職能外包，是指企業把非核心的人力資源管理交由專業的人力資源管理公司承擔。國外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職能外包的實踐表明，實施人力資源管理職能外包，可以獲得五個方面的好處：第一，可以得到外部(社會)專業化的人力資源服務。第二，可以獲得最新的人力資源信息技術。第三，可以消除時間壓力，提供及時(JIT)服務。如果公司處在初創期或處于生產技術更新換代時期，需要招聘許多新員工，而此時公司又沒有時間招聘或培訓招聘人員，通過外包即能及時解決這一難題。第四，可以節約管理成本。很多公司為了節省成本而采取外包形式。這種外包一般必須與公司內競爭力資源分配相協調，將公司內非核心職能外包，利用外包商的規模經濟效應而降低企業運行成本。第五，可以降低人力資源投資風險。由于企業所處的環境，使得它對人力資源的市場了解遠比不上咨詢公司。如果企業將一些特殊的或關鍵崗位的填補招聘工作外包給咨詢公司可降低人力資源投資風險。

4.人力資源開發將成為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源泉。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以它的技術創新能力為核心的，這其中包括了它的反應能力、生產能力、營銷能力、服務的能力和組織管理的能力等。但技術創新能力等多項能力的增強來自于人力資源的狀況與開發。所以，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基本任務是在企業人力資源的開發。如果沒有企業人力資源的開發，那么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將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法生存。

參考文獻：

[1]逢翼.發達國家人力資源發展趨勢分析.管理現代化，2008，1

篇（10）

隨著城市化的發展，我國的城市也在經歷著重大的變化，一方面，城市的規模不斷擴大;另一方面，各種高層建筑在城市里也越來越多，越來越高。在這種趨勢下，我國城市空間也向著立體化、復合化的方向發展。因此，城市交通系統已變得多元化，高速公路、城市立交橋、高架橋建設成一個多層次的復雜體系。那么，城市導向設計為豐富多彩的城市導向起著重大指引作用，選擇最快捷的方式到達理想中的城市空間。

2.城市流動人口的需要

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城市出現大量人口流動，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外出工作、學習的人口大量增加，同時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出行、度假、娛樂等活動不斷增加。城市流動人口對城市服務系統提出更高要求。所以城市導向設計既要考慮區域中信息的完整性，又要考慮不同人群的愛好和文化傾向。城市流動人口的增加需要更加完善、合理的導向設計，以全方位做好導向服務。

3.體現社會價值的需要

城市導向設計為人們提供了城市空間信息，引導和規范著人們行動的區域、方向，避免人們在陌生空間中產生迷失感，增強了城市的親和感。人們從進入城市借助導向設計能夠順利到達目的地，完整無誤的交通信息引導能準確人們的判斷，一定程度減少交通事故的發生。所以城市導向設計不僅體現人們生活的方便，更體現了人文關懷，體現了以人為本，促進了社會的和諧發展。

二、城市導向設計的功能

導向設計的功能主要體現在：指示目標的方向和位置；指引前行的方向；辨別不同的場所；警示危險；了解公用設施的功能、屬性等。這些都和人們每天的生活息息相關，對于維護正常的公共社會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只有符合人們的行為特征，具備完整使用功能的導向設計才能發揮其實用價值，否則不僅造成資源的浪費甚至會起到誤導作用。導向設計的功能主要從指示性、指向性和指意性幾個方面來體現。指示功能指的是用視覺傳達手段強制性指導，通過明確簡潔的符號直接傳達指定的意思。指向是指通過箭頭告知特定環境的區域及特征。它包含了明確的指示標志和隱性空間導向，隱性空間導向是通過建筑和周圍空間的設計給人以建議和連續性的有意識的方向感等等。指意性導向是指有特定意義的設計，如城市的標志性建筑或公共景點等等，體現了該地區的地方特色，展示了城市的品位。

三、城市導向設計存在的問題

1.缺乏個性和地方性文化

中國城市的導向設計形式也往往是“正規”，這和中國人“嚴格”、“保守”、“謙虛”等等有關，城市導向設計字體都是“嚴肅的”黑體字體，所以很容易引起觀眾的視覺疲勞，削弱了導向作用。在中國城市，餐廳的導向標識主要是刀和叉的圖形組合，緣于與國際文化的接軌。然而，中國飲食習慣不使用刀和叉，而是中國傳統的筷子。如果我能在與國際文化接軌的情況下，適當加入中國元素的圖形，將更加符合我國居民使用的要求，也會使外國朋友通過系統系統在中國了解中國文化。

2.色彩的識別性不強

目前，據調查中國公路導向系統常用的顏色是白色，藍色，紅色，黃色，綠色，顏色相對單一，單一的顏色主要是考慮更多的顏色會影響司機正常的開車注意力，經常與周圍的環境混為一個整體，不容易識別。在一些特殊環境下，給予相關導向色彩的顏色進行相對變化，可以確保指導的效果。

3.沒有足夠的重視

有些地方設置了無障礙設計的一部分被各種各樣的東西破壞，如盲道，失去了原有的使用價值；或大量的引導標志被遮蔭，無人打理，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在許多城市，有許多色彩導向系統由于長時間脫落，或因為材料老化變形，導致誤導。一些建設無障礙衛生間的大小不明顯，輪椅通道是非常困難的，這不僅未能幫助、方便殘疾人，反而給他們帶來很多不必要的麻煩。這是由于有關部門和設計師的設計不夠關注的結果。

四、城市導向設計的未來

1.形成導向設計的學科

設計業內人士分析，傳統設計學科將更加豐富，設計產業的發展將導致更多元化的設計學科，包括設計更邊緣的設計學科、交叉學科和其他新的設計學科，隨著社會發展逐步興起。設計分工形成多元化設計學科廣告、動畫、產品設計、環境藝術、展示設計等專業逐漸獨立于原來的實用美術范疇，形成特殊的、獨立的學科，同樣城市導向設計也是一個特殊的學科，它與美學、心理學、社會學等有密切的關系，當人們意識到城市導向設計對社會文明的貢獻，它也將成為一個獨立的設計學科，深入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篇（11）

1.1 醫療保障松動，不夠規范

根據我國目前的醫療保障制度來看，主要的法律來自于2011年推行的《中國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在本法的第三章中對醫療保障問題作出了基本的規定，但是這個規定比較寬松和廣泛，對于流動人口群眾并未作出醫療保障的明顯規定；另外我國當前和醫療保險制度相關的法律大多數都是普通的條例規定和建議，法律制度十分的不規范，層次十分的低下，造成這樣一種想象的主要原因還是因為各地的地方政府都是按照地方性政策執行，普遍的素質不高，主要的保險模式分為北京大病統籌模式、山海成都保險綜合模式以及深圳門診統籌模式這三種。這些政策因為各個地區的不一樣，所以存在著大大小小不同的缺點，使得社會保障的核心被分割，使得立法的滯后，造成了許多保障方面的問題以及在訴訟處有狀告無門的現象。

1.2 法律監督和機制薄弱

我國流動人口醫療保障法律制度在實施的方面力度還是不夠，機制的建設也相對薄弱，缺乏了醫療保險方面的明文規定，也缺乏了法律的效益。我國大部分的城市都存在著挪用醫療保險資金、擠占醫療保險資金和截留醫療保險資金的現象，這些現象中出現的挪用、擠占和截留等行為都是違法的行為，但是因為保險制度的不完善使得這些行為得不到及時的處理和懲罰，使得這些行為越發的放肆。流動人口醫療保障不僅僅需要有針對性的法律法規，更加需要建立起完善的法律制度體系，從根本上為流動人口進行醫療保障的保證，阻礙一切侵害保護流動人口醫療保險的行為，從根本上為流動人口的醫療保險保駕護航。

1.3 醫療保障救助制度不全面

醫療保障救助制度從根本上來說是醫療保障制度的最高級別，國外很多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已經建立起了完善全面的救助制度，而我國還處于對救助制度的不斷摸索階段，只能算的上是中下水平。我國現在存有的一些救助機構都是一些社會公益性的組織，依靠著和企業的捐助和社會政府的撥款來進行基本的維持，這些公益的機構影響力并不大，能夠接受幫助的人也并不多，大多數都是不被世人所看重的。因為我國社會會對于這種救助制度的缺失，使得大批的農村留守兒童和孤寡老人都得不到相應的經濟保障和生活保障，這使得我國的弱勢群體抵抗疾病的能力大幅度的減弱，從而使得這些兒童和老人在發病的時候承受不起巨額的醫療費用，造成了惡性的社會現象[2]。

2 對建設流動人口醫療保障法律制度的建議

2.1 建立起健全的醫療保障法律制度

因為大部分流動人口雖然在城市進行工作，但是他們的戶口多數還留在農村。他們享受這新型農村醫療合作的制度但是這種制度還缺乏完善的規定。因此，我國必須加快建立農村健全醫療保障制度的建設進程，同時針對農村流動人口的特點和屬性建立起相關的法律法規，在這個基礎上，再進行法律法規的細化和完善，務必保證其法律制度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根據目前我國的醫療保障制度來看，我國的農村醫療保障制度法律建設方面還處于空白的狀態，農民的權益得不到真正的保護。因此法律制度的建設需要明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這個方向和目標，從確定法律上要明確的規定好農民醫療保障的模式、農民醫療保障籌資的機構以及農民醫療保障的管理體系和管理責任，這樣才可以有效的解決存在在農民醫療保障中的醫療糾紛和問題。

2.2 健全農村醫療保障監督的體系

從我國農村醫療保障監督和管理上的薄弱可以看出我國對于醫療保障資金的運作和籌建上的監督力度還不夠。我們需要修改修改現行的刑法法律，對于挪用、擠占和截留醫療保障資金的不法分子進行嚴懲，杜絕這種行為的出現。根據我國的現狀，還可以在法院中增加保障社會勞動的小分庭，專門對于這類社會保障糾紛的案子進行處理，有司法的保護使得農民的社會保障權益不再受到侵害。同時政府部門還需要強化自身的管理制度，努力承擔起保障農村流動人口權益的責任。第一步就需要政府出面解決好農村合作的醫療制度運行透明問題，需要采取切實有效的手段，特別是要建立起監督的體系，提高制度的運行效率，保證農民的服務優質和補償公平。第二步就是政府需要為建設和調整農村的醫療為甚服務機構負起責任，需要加大對于醫療保險制度的資金投入，在建設制度的過程當中充分的考慮到農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滿足更多的貧困人口需求，積極的安排醫療救助，尊重他們的生命安全。根據每個地區不同的狀況，選擇符合當地農民適合的醫療保障體系，從根本上使得農民都能夠有病就醫和有病能醫，進一步保障好農民的醫療保障合法權益。

2.3 增強農民自身的醫療保障法律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