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中國紅色經典文化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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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拍電影和動畫電影的比較

電影分為動畫電影和實拍電影，對于實拍電影來說其受到外界因素和自然環境的影響較大，往往在色彩的表現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對人物的拍攝是由攝像機的連續不間斷拍攝完成的劇情表演，場景和色彩的表現大多受限于自然景觀環境的影響，實物電影的人物和場景的塑造需要滿足一定的事實要求，就是可以發揮但不能超越生活，因此實拍電影在色彩的編排表演上較為固定，發揮空間不大。而動畫電影則不一樣，它是一個脫離自然景觀，以抽象的人物特色去表現故事情節，它本身具有很強的主觀色彩，它能夠根據人物的特點和故事的情節隨意地發揮，一些特備抽象的、超越生活實際的色彩表現手法往往寓意更深，更能夠凸顯出人物和劇情的特色，關鍵還能夠被人們所接受所欣賞。

2 實拍電影色彩處理的特點分析

在一些實拍電影中，作者為了宣泄一種情感上的表露，往往會突出色彩的渲染，例如，國產的經典抗戰電影《地雷戰》、《地道戰》等，這些影片為了表現當時人們水深火熱的生活狀況大多采用黑白影片，這種色彩的表現形式使得人們能夠從主觀上融合到當時的苦難環境中去，對于作者的表達意圖能夠更容易地宣泄出來。此外，還有國際上著名的影片《辛德勒的名單》講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納粹集中營的戰俘和猶太人的悲慘命運，以及納粹分子的霸道、非人性行為，整個影片也采用了黑白畫面的處理手法，而對于集中營中所出現的一個猶太小女孩，影片的畫面將其制作為紅色，這一表現則突出了在絕望中透漏出了希望的存在，表明人們在困難絕望的境地也是心向希望。同樣的影片還有中國名作《紅高粱》。盡管上述一些影片為了強烈地宣泄情感而進行了夸張的色彩處理，但是他們依舊沒有脫離現實生活情況的束縛。

3 動畫電影色彩特點的分析

對于動畫影片，其中的色彩處理大多是超脫于生活的，采用夸張的方法渲染動畫人物、場景、周圍景觀等，這些強烈的景觀色彩渲染不僅不會使人們感到不適應，而且還能夠使人們感到耳目一新。動畫電影的設計一般是作者通過編排故事情節然后對動畫人物采用主觀的設計思路所設計出來的，通過設計出來的人物造型、一定的色彩表示和渲染以及逐格拍攝的手繪畫面最終完成影片制作的。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動畫作品一般依托于計算機專業動畫制作軟件進行動畫電影人物的設計和繪畫，通過電腦模擬展示二維或者三維動畫影片人物效果來完成動畫影片的制作。尤其是在采用計算機技術進行動畫片的繪畫時，其對人物的色彩渲染更加的多樣化，色彩種類的選擇也更加的多樣化。基于計算機動畫制作軟件技術，通過不同的色彩處理技術可以對動畫電影中的人物性格特點進行最大程度的夸張和最小程度的細化。《功夫熊貓》是美國出產的一部以功夫為主題的動畫電影，2008年上映后，在短短的時間內席卷全球，并取得了6.3億美元的票房記錄，這種效果除卻宣傳力度之外，更多的是對動畫影片中動物的色彩處理，可以看出《功夫熊貓》中對各動物色彩的處理十分到位，細至動物里面的每一根毛發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且色彩絢麗，真實之中透發出夸張，正是這種抽象而細致的動畫人物表現手法使得此部影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還有經典動畫影片《獅子王》中，其色彩表現就十分到位。色彩的描繪不僅可以表現出人物的心情和成長狀況，對人物的情感渲染、心理變化劇情發展也能夠充分地表現出來。影片的人物辛巴和鵬鵬一起生活的場景，由之初橙色的辛巴，紅色的鵬鵬到之后紫色的辛巴和綠色的鵬鵬，這一色彩的轉變寓意著他們成長的過程和心理轉變的過程，初期色彩的表現突顯出他們自由歡樂安逸的生活狀態，后期的色彩處理表現出影片人物面對生活和敵人的挑戰時已經不能夠再那么安逸快樂的生活了。

二 動畫電影中的色彩作用分析

不管是實拍電影還是動畫電影，其色彩處理的最終目的都是要引起觀眾視覺上的平衡。視覺平衡是在電影里色彩在鏡頭移動情況下的位置、形狀和大小的變化，所要給觀眾帶來的視覺和心理上的感受。中國早期較為經典的動畫電影《大鬧天宮》中，有一個劇情就是孫悟空和馬監軍的打斗，兩者的衣服色彩都處理為紅色，而打斗的場景是藍白相間的天空，馬監軍盛氣凌人但是結果卻是孫悟空獲勝，馬監軍由大到小的色彩面積、由上到下的位置變化處理和孫悟空由小到大的色彩處理形成了較為鮮明的對比。這反映出孫悟空的英勇好戰與愛憎分明，同時也從反面表現出天神欺壓弱小與孫悟空進行了對比，更加地彰顯出劇情的編排。又如，在經典的國產動畫片《葫蘆娃》中，對劇情環境的設置，高峻的山峰、萬丈的懸崖這些生活場景的處理更加突顯出挖草藥老爺爺生活的不易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對蛇精和蝎子精洞府的描繪顯得華麗異常，通過這種對比從而給觀眾的心理造成一定的落差，為觀眾期求葫蘆娃出現消滅妖精、造福人們打下基礎。七個葫蘆兄弟顏色各異，突顯出不同性格和本領各不相同的葫蘆娃，其中色彩的處理為之后不斷受到妖精的迫害營造了劇情。而整體色彩的處理也為最后團結一心消滅妖精為民除害做出了色彩上的鋪張。

三 動畫電影中對色彩情感的使用分析

電影是一種情感宣泄的表現形式，而情感是會隨著色彩的變化而變化的，因此，電影中對色彩進行合理的處理有助于電影情感的表達。色彩的表達一般來說是色 調的差異性表達，人們情感心理受到的影響多體現在色調上。例如，中國早期經典動畫電影《大鬧天宮》中，在十萬天兵天將下界捉拿孫悟空時，在將花果山團團圍住的同時畫面的色調是由明快變為灰暗，陰影從天而降最后整個熒屏全變為暗色格調，這顯示出了天兵天將之多，情勢之危機，在這種兵臨城下的情況下，先是哪咤三太子與孫悟空對戰，在這種兵臨城下的情況下，孫悟空依然憑借自己的勇氣將天兵天將全數打敗，這種通過色調的環境渲染使得孫悟空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而觀眾的心也會隨著劇情的發展而不斷的變化，從而達到良好的觀看目的。

色彩在表現之中除了色調的變化處理還包括色彩間的對比，這種富有層次感的色彩對比使得動畫的畫面更加的豐富化，動畫片的角色更加的生動化。可以說，動畫電影的制作離不開色彩的對比。具體來說動畫電影的設定離不開主次、大小、多少、冷暖、粗細等色彩對比關系。在動畫電影的設計過程中我們應當以對比的眼光去看待動畫影片中的角色和場景的色彩。動畫電影中的色彩對比主要是運動畫面中色彩平衡及其色彩選擇對觀眾的影響。在影片不同的場景和不同的劇情甚至同一場景不同的劇情中對色彩的選用也可以使得觀眾的心理受到不同的影響。在美國著名的動畫電影《埃及王子》之中，在王子的逃亡過程就是一組色彩對比十分強烈的色彩分配，這種對比顯示出了時間的過度狀況。色調由暖色調逐漸向冷色調過度，而更加經典的表現人物性格分裂的劇情場景采用的是暗色調處理手法，即將黑色、藍色及橙色的補色進行對比。同樣的一個角色在不同的色彩狀況下表現出不同的性格，或正義或邪惡。

四 動畫電影中色彩調和表現的探究

色彩對比的效果作用使得不同的場景需要采取不同的色彩方案來滿足不同場景、不同角色、不同故事情節、同一個角色不同時期或者不同性格下的表現。在色彩的對比中離不開色彩調和，色彩調和就是在多種色彩下所做的有秩序、和諧及協調的色彩組合，通過這種色彩的組合可以使觀看者隨著情節的發展色彩的變化產生歡喜、愉快、悲傷的心理感受。在動畫電影中色彩調和研究的范圍就是在一定的劇情和空間環境下，怎么通過畫面的色彩調和來達到觀眾隨劇情發展的心理變化。色彩的調和與色彩的對比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只有對比才有調和。任何一件美的事物其色彩都是和諧統一的。在對比統一中達到和諧的目的這是任何對比矛盾畫面的最終結果。動畫電影的表現手法多種多樣，但是色彩的表現形式萬變不離其宗就是和諧的統一美，這種目的要求可以通過色調的使用、色彩的對比等手法進行。總之，動畫電影研究的關鍵就是對色彩理論的研究，作為動畫影片中最為關鍵的色彩技術，我們應當在動畫角色的設計階段就應該從美學角度、計算機特效、色彩學、視覺與藝術角度去深思和設計，充分將動畫電影中角色對色彩的要求發揮得淋漓盡致。從色調對觀眾的心理影響上根據動畫影片的劇情和所要表達的意圖進行詮釋。

五 結語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對精神文化的追求，動畫電影作為兒童的主要影視作品備受關注，隨著計算機技術的出現，動畫電影技術得到了飛速的發展，不管是從傳統的動畫電影還是從現在依靠計算機設計下的動畫電影其色彩的設計對動畫角色和劇情的影響都是至關重要的。

參考文獻：

[1] 王玨：《色彩在動畫電影中的敘事作用》，《電影文學》，2011年第15期。

[2] 文仕江、吳榮彬、陳默：《淺析國產動畫聲音的民族性》，《新世紀新十年：中國影視文化的形勢、格局與趨勢——中國高等院校影視學會第十三屆年會暨第六屆中國影視高層論壇論文集》，2010年。

[3] 楊狀振：《國產動畫片的生產現狀及走勢分析》，《新世紀新十年：中國影視文化的形勢、格局與趨勢——中國高等院校影視學會第十三屆年會暨第六屆中國影視高層論壇論文集》，2010年。

[4] 徐亞非、岳婧雅：《動畫電影中長鏡頭應用的審美體驗》，《電影文學》，2011年第15期。

[5] 李華勇、劉萍、姬洪強：《3D立體技術對動畫電影的影響》，《電腦知識與技術》，2011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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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學蓬勃興起,傳統文化經典的閱讀在大學校園里方興未艾。與此同時,大學生人文素養的缺失已是不爭的事實。大學生信仰的缺乏,價值觀的迷離,使他們的生命迷茫而困頓:沉溺于網絡,漠視生命,斗毆自殘等現象在大學校園里屢見不鮮,“大學”已經不是一個讓人充滿無限美好遐想的一方凈土,一樁樁自殺事件叩擊著我們的心靈,從中國傳媒大學的情侶的殞命到武漢大學的博士的自殺,乃至中國政法大學弒師案,一個個生命的凋零似乎用鮮血在向我們提出一個問題:我們的大學教育怎么了?

由此,有識之士試圖通過傳播文化經典來挽救大學生失落的精神家園。大聲疾呼大學生生命教育必然要進行文化傳統教育。而且一些院校開始了身體力行的實踐:從江西師范大學“生命教育課”(以傳統文化為主要內容)的開設,到南陽理工學院在學生中推行中華文化經典的誦讀,可以說,他們的努力使我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

生命教育本質上是培養人格完善、心智健全的人。人的生命在教育中不斷成長,人通過受教育而成為人,夸美紐斯說:“有人說:學校是人性的工場。這是明智的說法。因為毫無疑問,通過學校的作用,人真正地成為人。”[1]鄭曉江先生把人的生命分為“血緣性生理生命、社會性的人際生命和超越性的精神生命”。[2]前者是生理生命,后兩者是人文生命。人文生命體現出人之為人的本質。人之所以位列三才之一,可以頂天立地,在于人有情有義有靈,即人的精神性生命。

不可否認,傳統文化經典是千百年來流傳下來的文化遺產與精神財富,塑造了中國的文化精神及中國人的思想品格,生命教育中社會性的人際生命與超越性的精神生命都是文化傳統所賦予的。傳統文化經典是塑造人生命的基本力量,利用傳統文化經典對大學生進行生命教育不僅必要而且可能。

其一,傳統文化經典尤其是思想類經典,具有豐富博大的生命意蘊,可以豐富人的精神生命。傳統文化經典浩如煙海,學者徐春林把傳統文化經典分為四類:即思想類經典、文學藝術類經典、生活類經典、科技類經典。思想類經典可分為儒釋道三類經典。儒家經典主要有四書五經,講求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成己而成人,著重建構人的社會性生命。道家經典以《道德經》、《莊子》為代表,以得道成仙、自然無為為旨歸;側重生命的超越性精神生命。佛教禪宗經典以《壇經》為代表,以明心見性,頓悟成佛為核要,直指人的靈性存在,側重生命的超越性。儒釋道經典中所探討的生命問題雖然各有側重,但萬論歸一,討論的是“有心靈生命的存在”。

其二,傳統文化經典中蘊含豐富的生命智慧,有利于提升人格,涵養心靈。中國大學生生命教育無法離開傳統文化而自成一格。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蘊涵的豐富的人生智慧,如道家的重生養生、少私寡欲;儒家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佛家智悲雙運,自利利他等思想,對于引導大學生確立生命的價值與信念,保持良好心境,處理人際關系,提升大學生的生命智慧與修養,不無裨益。

值得關注的是,目前,很多高校,都開設了傳統文化課,但是卻沒有很好地發揮生命教育的作用。縱觀大學校園傳統文化經典閱讀,仍然不盡人意。雖說《論語》、《孟子》等一些傳統文化經典一直是很多大學本科生的必讀書目,但在經典教育中也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問題,通過傳統文化經典對大學生進行生命教育面臨困境。

原因似乎顯而易見:

其一,西方的工具理性與實用主義的價值觀的影響。近些年來,西方的實用主義的思潮,伴隨著市場經濟,席卷中華大地。人對物表現出無限的貪戀,金錢曾一度成為生命價值的標尺。大學校園亦非凈土,實用主義成為大學生的主要價值觀,“學ⅹⅹ有什么用?”成為大學生思考問題的主要方式。所謂“有用”即是否有利于考證、就業、賺錢等等,以此為標準來衡量所學知識與教育的價值。“教育即成長”的內在生命價值消失,“大學生”的生命開始物化,實用功利成為生命的全部價值,精神價值與智慧價值一片荒蕪。美國教育家艾略特不無諷刺地說:“要不是教育意味著更多的金錢,或更大的支配人的權利或更多的社會地位,或至少一份相當體面的工作,那么費心獲得教育的人便會寥寥無幾。”[3]所以閱讀經典在一些學生看來,費時費力,又不能獲利,沒什么大用。自然不會去閱讀,更談不上以經典涵養生命。

其二,一些大學教師的理論素養與人文素養無法承擔教育的責任。大學生雖然已經成年,高中“應試教育”以高考為終極目標,與提升人格的教育主旨無關,與功利性的目標有關。學生在擠過“高考”的獨木橋后,他們的生理與心理也發生急劇的變化,人生開始失去方向,需要更多的關注與引導。

而大學教師的理論素養,人文素質,道德水準不盡人意。無法承擔起生命教育的責任。院校中真正懂得傳統文化的教師,數量并不多,難以滿足學生對傳統文化的需求。而更讓人憂慮的是,高校教師的人文素養讓人堪憂,君不見高校教師抄襲事件屢屢見諸于報端,其中不乏名校;一些“專家學者”因為缺乏社會責任,正在使這一稱號失去光環,“高校教師”這個神圣的稱號不再神圣。韓愈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而現在的大學教師更多是在“授業”而非“傳道”。大多在“謀食”,而非“謀道”。“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4],一語道破高校教育現狀。很多教師成為教書的機器和工具,而非教育者。人文教育與素養,絕非幾節人文課就可以解決問題,教師的言傳身教仍然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庸》有言:“修道之謂教”[5],講授傳統文化經典的教師,應是“經師”與“人師”的合一。

古人“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為本”[6],莊子認為教誨之人,“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7]反躬自身,仁義忠信,恭儉推讓這種素養,我們多數為人師者并不具備,而大學生命教育的主要承載者是教師,教育的本質是人對人的啟迪!筆者以為,要讓學生的生命通過傳統文化經典得以涵養,必須塑造教師自己良好的人格與心靈,否則無法涵養學生的生命。夸美紐斯說:“我們真正的工作是什么?它就是學習能提升我們、使我們思想高尚的智慧——我們把這種學習稱之為道德和虔誠。”[8]一個擁有美好心靈的生命對另一個生命的啟迪與教育將是最為直接而有效的,勝過任何教學技巧。老子言:“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9]

針對傳統文化經典閱讀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筆者在教學與教育中進行了一些嘗試,進行了相關的探索與嘗試:

其一,思想政治課教學中多角度滲透傳統文化經典,提升學生的生命意識。首先在課堂教學中滲透經典。在闡釋“和諧社會”的理念時,從“和而不同、中和為美、以和為貴”等角度闡釋其文化內涵,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儒家理念。并介紹道家和諧觀念,即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與自我生命的和諧,強調道家“道法自然,敬畏與尊重生命”的發展理念。由于課時有限,不可能在課堂上過多講述,為使學生達到自身生命的和諧,把筆者所撰寫的論文《老子的心理和諧觀》發到學生公共郵箱,供學生閱讀與參照!在闡述先進文化時,介紹傳統文化之精粹,激發學生閱讀傳統文化經典的興趣,鼓勵學生修身養德,經邦濟世,承擔社會責任。其次,課外開設講座,講解經典的讀書方法。興趣是最好的老師,為了讓學生掌握讀書的方法,激發學生對經典的興趣,應學生社團之邀,專門做了“以經典浸潤人生”的講座,結合自己的求學讀書經歷,從各個角度闡述以經典浸潤人生的重要性、必要性與意義。經過一段時期的努力,我所執教的班級有一部分學生開始對傳統文化經典產生了興趣。

再次,鼓勵學生寫讀書筆記,計入學分。在筆者所列學生的書目中,除了與毛鄧課程相關的一些紅色經典外,還有《論語》、《孟子》、《道德經》等傳統文化經典。朱光潛說:“我國古代學者因書籍難得,皓首窮經才能治一經,書雖讀得少,讀一部卻是一部,口誦心惟,咀嚼得爛熟,透入身心,變成一種精神的原動力,一生都受用不盡。”[10]所以在開學初,我告知學生“與其到處挖井,不如深鑿一井”,在對書目做了具體介紹后,讓學生選擇其中一本,作為本學期的經典精讀書目。讓我感到驚異的是,百分之六十的學生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論語》。要求學生的讀書筆記字數不限,但必須結合人生與社會現實談出自己的體會。寫讀書筆記的過程既是認知的過程,也是自我教育的過程。一位同學在讀書筆記中這樣寫她關于曾子三省的體會:我們每天也應該反省自己,回憶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哪些該做,哪些不該做?……和朋友交往,有沒有不守信的地方,反省一天中所學的知識,是不是已經熟練掌握了,不能虛度每一天!”。從所交上來的讀書筆記來看,學生確實從閱讀文化經典中受益。

其二,課外組織《論語》讀書會,以經典滋養生命。在教學中發現,少部分學生對經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缺乏教師的指導!因勢利導,組織了《論語》讀書會。之所以選擇《論語》這本經典,原因有三:首先學生之興趣與需要。近幾年,隨著于丹百家講壇《論語心得》的熱播,《論語》幾乎家喻戶曉。大學生渴望接近《論語》又缺乏指導,尤其是人文知識比較薄弱的理工院校學生。其次從《論語》這本經典的文體來看,是格言語錄式的對話,又比較貼近生活,很少有抽象思辯與論理,大學生讀起來不會有太多的陌生感,讀來會有親近感。再次,《論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心魂”之所在,其所體現的實用理性有助于學生在行動中踐覆。正如李澤厚所說:“這里很少有‘什么是’的問題,所問特別是所答(孔子的回答)總是‘如何做’的問題。但這些非常實用的回答和講述,卻仍然是一種深沉的理性思索。[11]所以這些處事格言關乎人作為本體存在的價值體認,從而成為準宗教性能的教誡與體會。因此容易得到學生的情感認同。

因此利用業余時間,每周與學生一同學習與討論《論語》,學習分為幾個過程:注音解字、釋意連篇、涵泳討論。由教師先主講幾次,每次不可貪多,不宜超過五章。學生掌握了方法后,可以由幾個學生分別主講。目的只是讓學生通過《論語》的學習,了解儒家文化,體會人生,躬身自省。在討論階段必須結合自身與社會現實,如孔子在《論語》第二篇《為政》中集中論述了“孝道”觀,我結合《弟子規》與《孝經》介紹了中國傳統孝的文化觀念,也指出要辨證看待“三年無改于父之道”的孝道觀。學生結合自身的實際,談到了對父母的孝道,發現按照儒家的孝道觀,我們每個人自身有很大的差距,深刻體會了孔子所說“色難”之理。結合社會現實,大家也討論了現代社會對傳統孝道觀的沖擊。最后形成了“行孝當及時,論心不論跡”的共識,對待父母盡力做到愉色婉容。在這樣的經典閱讀中,《論語》變成了啟迪生命的文本,生命與生命可以真誠地交流,盧梭說:“利用日益成長的感性給這個青年人的心中投下博愛的種子。正是由于在他一生中,只有這個時候對他的關心教養才能取得真正的成效。[12]。教師在這個過程中是個引導者,同時也是參與者,每一次與學生討論《論語》,自己仿佛做了一次心靈體操,自身的生命同時得到教益與提升!在共同的閱讀中闡述道理,點化智慧、豐盈精神,從而滋養生命。

其三,在讀書會的基礎上,鼓勵學生成立“《論語》修身會”的學生社團。社團以“閱讀文化經典,提升人文修養”為宗旨,以生命來影響生命,形成良好的氛圍。學生在讀書之余,組織了考察孔廟的活動。學生組織者對杭州孔廟先進行了考察,有一位學生講解,提出相關問題,并召開了協會的會議,大家互相介紹,彼此熟悉。在考察的過程中,對孔子生平主要事跡,儒家思想及禮儀有了感性和具體的認識,又發現了傳統文化知識的不足!我不失時機地引導學生深入閱讀《論語》。結合孔子弟子顏回與曾子的事跡進行教育,當學生面對塑像時候,他們了解知識與人物的愿望比較強烈,教師的言語更容易滲入他們的心田!“《論語》修身會”剛剛起步,作為教師,如何更好地引導?還需要進一步探索與實踐。

在探索以傳統文化經典浸潤大學生生命的過程中,深感“知易行難”!以傳統文化經典進行生命教育,由于各方面的因素,還不能吸引起大多數學生加入其中。同時需要教師投入大量的時間與經歷,真正做到“誨人不倦”。指導學生進行傳文化經典閱讀,關鍵在于教育者的真誠。孟子言:“誠者,天之道;思誠,人之道也”[13],坦誠地對待學生,與學生一起分享生命的悲歡與感受!此外,一人的力量極為有限,需要學校多方力量的配合,教育應該形成合力!由于初步探索與實踐,從筆者自身素養與教學教育實踐來說,都有待于進一步提高!

詩人泰戈爾曾說過:“播種一個信念,收獲一個行動;播種一個行動,收獲一個習慣;播種一個習慣,收獲一個性格;播種一個性格,收獲一個命運。”生命教育本身是“以心傳心”的。沒有經過實踐與思索的理論是蒼白與膚淺的,生活與教學中的生命教育是鮮活與豐富的。“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與其坐而論道,不如躬身而行!相信經過同仁的共同努力,生命教育的星星之火終有一天會成為成燎原之勢!

參考文獻

[1][8][捷]夸美紐斯著:任鐘泉譯,《大教學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頁,第191頁.

[2] 鄭曉江:《生命教育演講錄》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96—105頁.

[3] [英]艾略特:《艾略特詩學文集》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204頁.

[4] 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318頁.

[5][6]陳紹敏主編:《大學·中庸》中國致公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頁,第10頁.

[7] 王先謙:《莊子集解》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237頁.

[9] 朱謙之:《老子校釋》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0 頁.

[10]朱光潛:《談修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南寧,2008年版第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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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現代性”？自20世紀中后期以來，隨著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整體性變遷，人們的生活世界也發生了重大轉變。而在此日新月異的現代化轉變背景中，作為現代社會的根本精神，“現代性”便成櫓泄學界討論任何問題都無法回避的知識背景。

這一名詞在當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也頻頻出鏡，影響幾乎已經輻射到了整個學科研究領域――自90年代以來，可以說，絕大多數現當代文學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進入實際運用中，這一概念卻一直沒有一個確切統一的標準，往往顯得大而無當，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誤用，如溫儒敏就曾批判過當下學界對“現代性”的過度闡釋[1]。這一問題甚至體現在了海外漢學界對“現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論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有一種對“現代性”的“本質性的拜物癖”現象。

針對這一學界現象，美國羅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現代性研究中簡單的二元邊界為主旨，憑借一種廣泛比較的全球性眼光，取鑒多元，聽取各方聲音，主編了一本名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眾說紛紜的現代性》的論文集。論文集中匯聚了北美漢學界12位年輕學者的論文成果，從小說、戲劇、電影和文學史等多個視角，探討中國“現代性”的迷思，展現了中國文化生產者所開拓出的與西方經驗所不同、屬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特有的現代性。從該論文集中也可以管窺美國漢學界現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現代性

現代性是一個眾說紛紜的話題，也是一個內涵極其豐富的概念。關于“現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謝立中教授曾專門著文《“現代性”及其相關概念詞義辨析》[3]，來一一闡明“現代性”（modernity）及與其密切相關的“現代”（modern）、“現代主義”（modernism）、“現代化”（modernization）等詞的界定問題。謝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獻的實際運用中，這幾個詞的涵義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可以說，“現代性”這一范疇在西方近兩三百年的發展積累過程中，幾乎已經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東西。對于究竟什么是“現代性”，研究者們都基于自身的立場和語言背景，而引發出了各自不同的觀點――由此可見，一個統一的定義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無論側重哪個方面，都會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當代學者紛紛開始嘗試從多元的角度解讀現代性，甚至產生了“多元現代性”（mutiplemodernities）這一新概念。“‘現代性’作為一個能包容各種異質因素的觀念，它的使用可以說打破了多年來人們所習以為常的一元論文學史完整圖景，各種差異、悖論、矛盾得以發掘呈現。”[4]正是因為現代性具有“不斷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質，才能使得“現代”這一概念能夠在歷史發展的連續性中，與“傳統”分裂開來。

然而往往在此類對于現代性的認知中，因為理論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質，導致“現代性”最終被當成了一種可無限推廣的知識體系，即被稱作是“無邊的現代性”的理論隱憂。在此類研究中，甚至還產生了許多自相矛盾的悖論。例如類似于60年代興起的許多“革命樣板戲”的“現代性”意義，在今天的文學評論中，有批判和“紅色經典”美稱兩種評價并存的諷刺性對比。[5]

故而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多元的現代性”的研究到底該如何展開，是一個值得人思索的話題，這也是羅福林論文集所嘗試解決的問題。

二、論文集內容

《中國現當代文學眾說紛紜的現代性》論文集緣起于2000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召開的一次題為“有爭議的現代性：20世紀中國文學的視角”的學術會議。這次會議的不同議題和學術報告都顯示了現當代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個共同發展趨勢：打破傳統的二元法研究方式，從概念和方法論上重新架構現當代中國文學研究。論文集的核心觀點認為，現當代中國文學研究不應該再被各種傳統的分野所束縛，歷史的宏大敘述和日常經驗的對立，傳統與現代的對立，中國本土與海外僑民的對立，城市和鄉村的分解，性別的區分，社會階級的差異，甚至不同文學體裁之間的區分，所有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變、可商榷的，是應該被重新審視的，并意圖探索各種傳統二元分野中的互動和流動性。論文集分為“重寫文學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啟示錄”和“全球資本下的道德主體”三個部分展開。

作為一本論文集，本書最重要的思想傾向表現在羅福林教授所撰寫的前言及文集選材、編撰上，雖然本書中收錄的所有論文，可能并沒有完全表現出羅福林對中國文學的整體認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論文集的誕生，仍體現了一種具有啟發性、值得繼續的嘗試。尤其是羅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對北美漢學界中國文學研究的過去、現狀和未來作出了精彩的論述。

在序言中，羅福林著重強調“現代性”這個詞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個來自于西方的名詞；同時因為受到對西方的推崇，在中國，“現代化”與“西方化”的意義往往不自覺的被等同了。借用愛德華.薩義德的理論，羅福林指出因為本身可以說是一個有東方主義色彩的運動（強調西方文化霸權，認為中國傳統文化落后的慣性思維），以及五四一代相關的理論造成西方漢學界學者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時的特殊心理，形成了雙重“東方主義”[6]的認識局面。因此便產生了這樣一個問題：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語境中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及其現代性，同時避免將現代性與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權文化的影響？《中國現當代文學眾說紛紜的現代性》論文集告訴我們，或許應當拓展視角，將文學與中國文化相結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來進行解讀。例如本部論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疇十分多元，無論是現代性理論、研究現象，還是含有現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現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學）都是他們的研究對象。

第一部分的標題是“重寫文學史”，羅福林借用了這個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開始盛行于中國學術界的概念。無論是中國學者還是海外學者，“重寫文學史”的目的都是為了打破以五四文學傳統為正宗的“經典”書寫模式，來重新拷問、思索和發掘那些在歷史書寫過程中長期被忽視、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學現象，進而重建動態的文學世界。文學史需要被重新審視，但是該“如何”重寫則是本書關注的重點所在。

在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論，提出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起，在美國漢學界所迷戀和依賴的幾個重點大詞匯中，“現代性”是最突出的一個。文學現代性常常被定義為一種始于五四時期的一場與“傳統”的裂變。這些研究往往接納歐洲的理論結構，總是事先假設中國存在一種龐大、并且堅如磐石的中國傳統，然后，再把這一傳統與現代文學相對立起來，而無視中國文學中存在的真實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學經典為參照系，早期漢學家不得不時常為他們所研究的中國現代文學中充滿“次等作品”而發出嗟嘆，憂國憂民的感嘆中國的偉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楊曉濱（Xiaobin Yang）則是從中國學界對“后現代”這一熱門概念的討論出發，揭示出這類對于中國“后現代”先進性的鼓吹，其實本質上依然是一種對于“現代性”的戲仿和解構，仍體現出一種歷史目的論的舊有觀念。因此，楊曉濱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鄧”理論，來強調中國式的“后現代”在全球“后現代”話語中獨特性。

“重寫文學史”也體現在用顛覆性的視角和理論來挑鷸髁鞴勰睿而女性主義研究就承擔了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對白薇與文學左派的研究，不僅使那些被公眾和學術遺忘的作者重回歷史的舞臺，也糾正了我們對中國現代婦女的認識。杜林認為以白薇為代表的女作家標志著婦女在20世紀中國社會變革中逐漸發揮作用的開始，因此，她更強調“創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創作”。她的研究強調的是從現代性出發，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義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權社會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過程。梅根?費里（Megan M.Ferry）的論文則闡釋了現代文學是如何借“女性主義”，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國家話語之中的。鄧津華（Emma J.Teng）則試圖在她的論文中跳出中國內地文學的范圍，在更廣闊的地理觀念上探討什么是“中國文學”，“中國文學”到底是一個政治、文化、語言概念，還是一個種族概念？有“中國性”的中國臺灣、海外華人社會、非中文的華裔文學到底算不算是“中國文學”？她的論文幾乎打破了中國現代文學和新興中國流散文學之間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節抵制、解構了那種對于本質主義和專制主義的癡迷，即所謂“中國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經典”、“華人”或“新女性”。這種反本質主義的實現本身，可以說是從某種層面上實現了“重寫文學史”的目標，而不是組建成另一種擁有“另類”外表的現代性。

本書的第二部分從歷史的宏大敘述中拯救對“日常生活”的表現，同時也結合了1989年以來文學創作和日常體驗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們對清末以降文學創作與活動的研究與書寫，常常局限在黑格爾的歷史目的論中，或者過于強調物質基礎的決定作用，重視“大歷史”的書寫，而忽視了個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經驗。在論文集中看來，歷史一樣可以從個體的角度來理解，張恨水、張愛玲等人的創作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對20世紀末小說的研究就體現了這種在現代性中發掘世紀末情懷的意圖，他在“歷史小說”中看到的就是一種歷史的重復性或毀滅性。康開麗（Claire Conceison）的論文則研究了留學生話劇《大流放》新穎、怪異的表現形式，以及導演借助表面膚淺、戲謔的形式所表達的對個人危機和文化沖突的深刻思考。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臺灣電影和戲劇也常常表現歷史大背景下的個體經驗。柏佑銘（Yomi Braester）的論文則探討了賴聲川、蔡明亮和楊德昌電影中的臺北市――與城市一起拆毀的不僅僅是集體意識，更是對身份的毀滅。但另一方面，當公共空間和私人領域的分野消亡，當城市的公共與私人的邊界不再分明時，可滲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與這部分其他幾篇論文相呼應，吳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強調李國修和他的“屏風表演班”其實是在以笑和幽默來應對后“解嚴時代”臺灣那些驚人的發展和變化，并再次說明在李國修看似輕松的系列喜劇中，緩緩呈現的其實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書第三部分更進一步表現了對于日常生活和個體行為的關注。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將個體作為道德與非道德的競技場，關注對那些邊緣化的、不合常規的個體的書寫。在歷史變遷的過程中，個體的選擇可能符合歷史的走向和發展，更可能與歷史的發展相逆；個人對道德價值的認知可能與社會、國家認可的道德價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討了20世紀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滿自傳色彩的創作，認為這一時期的寫作以“消費性”為手段，共同表現了一種重新定義對自我身份的認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體性的特點。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關注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中，都市小說中所展現出的私人與公共領域的倫理道德困惑、變化與暖昧性。桑稟華（Deirdre Sabina Knight）則以個案研究的方式重讀了余華的小說《許三觀賣血記》，從啟蒙和人文主義的視角來審視許三觀的道德困境。

本書的三個部分共同體現了西方漢學界中國現代性研究的多元性，歷史、虛構、民族、流散、性別、情感、日常生活、歷史……的邊界被打破。通過跨界，多重話語在這里對話、融合、共生，有著鮮明的跨文化、跨學科、跨語際交流的特征。在論文集中，為了避免跨界中“無邊的現代性”情況的出現，羅福林和論文作者們選擇使用一個與歷史無關的標題――“文化中國”去將這些離散的現象捆綁在一起。

可以說雖然學術背景、出場語境、問題意識、研究方法等仍存在著差異，但在以對話與交流為主調的當代，打破觀念性、時間性、空間性的自我設限，尋求跨地域、跨科際的學術整合，早已成為一種必須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國現當代文學眾說紛紜的現代性》這一論文集表現了一種新興的現代中國的文化研究景觀的輪廓――一種不再僅僅是補救或補漏的術語定義，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構，挑戰或顛覆了傳統的假設和框架。總之，正如羅福林在前言中所說：“這個會議主要是關于用什么樣的手段來繪制和協定這些邊界，對我來說，這件事本身就是打開這一領域歷史的新一頁。” 雖然論文集中所提及的關于現代性的問題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懸而未決，而且所談論的中國現代文化的源頭也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但是文集總當前的討論已經為制定了進一步如何解決關于中國文學現代性復雜問題提供了一個重要試金石。

⒖嘉南祝

[1]參考溫儒敏：《談談困擾現代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文學評論》，2007年06期，第110～118頁。文中提及對現代性的“過度闡釋”會導致三個“危險”：一是現代性被當作可無限推廣的知識體系，其理論向度被無休止的夸大和擴展，成了“無邊的現代性”。再者，這類現代性探尋的出發點與歸宿都主要是意識形態批判，文學不過是這種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現代性研究中被反復引證的某些基本概念會在不斷重復的論述中定型成新的簡單化的模式，進而束縛對復雜豐富的文學史現象的想象力。

[2]見羅福林《中國現當代文學眾說紛紜的現代性》論文集中第17頁，福格斯所作《現代性的修辭和戀物癖的邏輯》（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謝立中：《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05期

篇（4）

張清華《在世界性與本土經驗之間———關于中國當代文學的走向與評價紛爭問題》［8］認為，世界視野與本土經驗、現代性與民族性之間的對立，是造成中國當代文學評價紛爭的根源。本土經驗這一命題應包含幾個維度:傳統性、地方性或地域性色彩、本土的美學神韻;在實現本土經驗表達方面，中國當代小說實際上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超越種族和地域限制的人類共同價值的含量，對于本民族文化和本土經驗的充分展示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孟繁華《文學革命終結之后———近年中篇小說的“中國經驗”與講述方式》［9］重點研究了中篇小說創作的本土經驗，認為中篇小說代表了這個時代文學的高端成就:浪漫主義文學暗流涌動，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正在重建，多樣化的講述方式構建了一個沒有主潮的文學時代。也正因為如此，盡管文學不可能再產生當年的轟動效果，但對于人類社會潛移默化的影響卻不會消失。賀紹俊《從思想碰撞到語言碰撞———以嚴歌苓、李彥為例談當代文學的世界性》［10］選取嚴歌苓、李彥兩位華人女作家進行比較研究，通過分析異質性文化碰撞對于她們寫作的影響，認為盡管同樣是處理“紅色資源”，嚴歌苓側重于思想層面，以一種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礎上的思維模式來彰顯苦難生活中人性的光輝，而不是追問生活的意義和價值判斷;而李彥更著力于語言層面，擺脫現代漢語的思維局限，用英語思維來處理紅色資源，雖在思想層面并未觸動國內主流的歷史評判，但仍能夠突破歷史而超越到精神層面。近代以來，在東西方關系中，中國始終處于弱勢地位，使得其一直在現代與民族、世界與本土這一悖論中艱難地尋找著平衡。而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本土經驗的生動呈現，反映了中國文化、文學自信力的增強。但是這份自信萬不可走到極端，變成了民族主義。我們認為，世界文學具有一種超民族性，但并不是存在著超民族或是民族應該取消。因為文學作為人學，總有些意蘊是超越了階級、地域、民族、國家等界限，能夠引起全世界的共鳴。好的文學總是能夠撥動所有人的心弦。文學創作一定要“眼高手低”，既要有遠大的追求，不局限于為本民族本時代的人而寫作，而是為全世界、未來的讀者而寫作，此即為“眼高”;又要充分汲取本民族傳統文化的養料，立足于當代社會現實，自覺探索人的內心，捍衛作為人的尊嚴，保持關注現實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品格，此即為“手低”。從空間維度上處理好現代性與中國性之間的關系，即西方與中國的關系;從時間維度上淡化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之間的差異。邊疆文學的研究在本年度得到了強化。如，張檸、行超《當代漢語文學中的“邊疆神話”》［11］認為，新時期的“邊疆小說”具有自身特殊的敘事模式:朝圣模式、歷史敘事和探險敘事，作家筆下的“邊疆”已經被神化成了一個類似烏托邦或是香格里拉的符號，作為福地樂土被人所向往。這一方面是現代文明種種弊端的暴露，不斷被異化的人只能希冀于遙遠的邊疆;另一方面是邊疆經濟、文化、基礎設施等落后的局面被遮蔽，呈現出來的是邊疆純真樸實的精神、頑強的原始生命力。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也涉及世界性與本土化關系問題。宋建林《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現狀》［12］首先肯定了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取得的成就，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的頒布、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的啟動、少數民族文化生態保護區的設立、民族民間文學藝術的保護等等。而面臨的問題我們更是不能忽視的，如遺產資源所賴以生存的民族文化環境和社會生活基礎不斷惡化、老一代傳承人的相繼離世造成了文化傳承的后繼不足、外來文化的強力介入與沖擊不斷改變著民族文化傳統。少數民族的弱者心態上是雙重的，一方面是發達與落后之間的落差，一方面是中心與邊緣的對立。而民族問題始終是衡量社會發展的標志之一。

文學創作向邊疆遷移，整體上是有利于少數民族經驗的展現。同時我們也應借助“申遺”熱，應加大對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力度。視覺文化與文學之關系首先被關注的是視覺文化下文學的命運，對此有截然對立的兩種觀點。趙勇《影視的收編與小說的末路———兼論視覺文化時代的文學生產》［13］對小說的命運持比較悲觀的態度，認為小說在視覺文化時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論文通過對中國當代作家及其作品與影視交往歷史的回顧，認為80、90年代之交第五代導演與先鋒作家的合作是建立在精神氣質、敘事模式等方面相似的基礎上，是精英文化之間的對話;而在市場經濟沖擊下文化開始轉型，作家與導演之間的關系也發生變化，由精英文化轉為大眾消費文化。標志性事件是六作家為張藝謀電影撰寫《武則天》小說劇本。至此作家便頻頻“觸電”，引發視覺思維與影視邏輯對于小說構成的滲透:小說生產方式逆向化，先有劇本后改寫成小說;敘事手法劇本化，對話增多，語言運用能力退化;故事通俗化;思想膚淺化。因此，現在小說創作的繁榮只是一個假象，實際上小說的“閑”與“慢”的閱讀傳統已經被視覺文化所謀殺，而影視化小說用視覺思維和影視邏輯所創作出來的快節奏小說不可能成為文學的救世主，因為其所追求的畫面感、節奏感不斷滿足人們的感官刺激，使小說成為一種消遣，進一步摧毀著小說閱讀。所有這些使得小說在視覺文化時代命運岌岌可危，不可能有大的作為。而戴文紅和黃發有均認為視覺文化對于文學的確存在著沖擊，但是文學并非不堪一擊，仍然能夠找出突圍之路。戴文紅認為，突圍之路是構筑“可能生活”;其《構筑“可能生活”———視覺文化中經典的接受及其意義》［14］一文認為，電子書只是作為傳統書籍的延續，不可能取代傳統書籍。而可視化閱讀這種動態接受方式才是經典的最大威脅。但可視化閱讀通過將經典轉為影像或是電視文化講座的方式，卻使經典淪為一種空洞媚俗的淺層閱讀，成為戲擬消解政治、刺激感官、商業炒作的“景觀制造”。而這也正需要經典的力量予以拯救，為我們構筑“可能生活”，給我們以向上的指引，詩意地棲居于大地上。黃發有《淺閱讀語境中的淺寫作》［15］則從接受者角度來分析視覺文化下文學寫作的命運。影視圖像和網絡媒介的盛行導致普遍的淺閱讀，特別是作家、批評家對于深度閱讀的背叛更是令人痛心疾首。而這種淺閱讀又刺激著淺出版的盛行。淺閱讀與淺出版之間的惡性循環抑制了文學的創造性。這一切不僅沖擊著文學，也制約著知識創新和文化傳承，因此我們必須在深度閱讀中重新發現和激活偉大的文學傳統。學者們對于視覺文化的態度也所差異。肖偉勝《視覺文化的衍生與藝術史轉向》［16］對視覺文化的發展歷程進行了回溯，認為其作為反對文化精英主義的一種理論工具，是由圍繞著文化界定所引發的一系列爭論所興起的，以一種多中心、對話性與關系化的闡釋模式，成為進入互文性對話的多元世界的入口。另一方面與藝術史學科的發展密切相關。“在大眾傳播時代，視覺形象已成為文化實踐的中心”。而視覺文化通過對形象所傳達的社會思想、信仰和習俗的揭示，成為文化建構的新領域。鄒廣勝《談文學與圖像關系的三個基本理論問題》［17］則主張語言與圖像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問題，應該充分尊重兩者的差異和價值。從插圖本對繪畫敘事與語言敘事的充分融合入手，認為對圖像的感受力是與生俱來的，具有語言難以取代的優點，而且受眾面更為廣泛。潛在于語圖之爭背后的是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之間的沖突。吳瓊《視覺機器:一個批判的機器理論》［18］以視覺文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視覺機器為對象，指出其產生背景是19世紀開始的視覺轉向。這次視覺轉向不同于以往之處就在于充當觀看中介的是真正的機器，因而將改變原有的觀看手段、觀看機制、觀看主體、權力配置等。視覺機器作為一種批評理論，只有對機器作解構式的批評才可能為觀眾擺脫機器的配置提供一條路徑。作為當代主導性的文化形式，視覺文化的發展是不可逆轉的，我們不可能螳臂擋車般予以阻止。視覺文化確實對當下文學創作產生了沖擊，就作家而言與影視的結合在帶來名利雙收的同時，造成作家創作水平的下降;在商業利益面前迷失方向，在市場操縱下文字已經失去了力量。就讀者而言，影視圖像和網絡媒介使得人們不斷追求感覺刺激，放棄生命的沉潛與思考，更追求空洞流于表面的東西，不再閱讀傳統的文學與文化經典。

就文學本身而言，一方面經典被戲擬、大話、重構，在傳承經典的同時摧毀著經典，另一方面各種迎合讀者趣味的暢銷書取代了經典，量多而質不高的作品充斥著網絡與圖書市場。但這并不意味著文學就沒有發展的空間，相反，任何危機的背后都是發展的機遇。因為，文學從根本上說，不是媒介事件和現象，也不是純粹的物質性商品，而是同我們的生命存在休戚相關的東西。西方文論研究之反思近年來，人們對于西方理論研究從盲目引進介紹到開始進行審慎的反思。任何理論都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都有其思想淵源和產生的具體社會歷史背景，有發展也有衰落期，有優勢也有弱點。幾乎每一波西方理論大潮涌入都會成為中國學術的研究熱點。比如說女性主義引進之后，我們會驚奇地發現出現了很多以此為解讀視角的研究。誠然，理論工具的創新對促進術研究新的增長點的出現是有其價值。但是對于每一外來理論沒有審慎地考察其源流，是不可能真正理解的。熱點有時就像被風吹過的的海平面不時掀起波浪，但是風平浪靜之后我們又能在沙灘上找到什么卻是一個大問題。所幸，近來的研究早已去掉了剛開始時的激動與焦慮，開始以一種平靜審慎的態度來深入研究西方理論。如，章輝《后殖民理論與當代中國文化批評》［19］從歷史、現實、文學、個人四方面分析了后殖民理論在全球興起的原因，指出這是數百年來東西方反殖反帝的文化運動和實踐的產物。怎樣看待文化研究，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金惠敏認為，文化研究已然進入到了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其《走向全球對話主義———超越“文化帝國主義”及其批判者》［20］一文提出，全球化文化研究極不簡單認同現代性，也不是后現代性的產物，而是對二者的綜合和超越。劉方喜《當代文論的“跨學科性”》［21］從理論的跨學科性來揭示在學科分化弊端凸顯的當下文藝學應該怎么做。我們既不曾擁有真正的“跨學科”眼光，只強調文藝美學與其他學科的分化，把其他學科視為是恒定不變的，又不曾認識到現代學科在分中有合的狀態中總有一種學科的理論范式處于主導地位，特別是沒有真正理解“文化研究”背后的社會學范式。文化研究對于跨學科是有借鑒意義的，超越學科分化、遵循社會學范式而具有“去經濟化”的特點、“去哲學化”。在當揮文論跨學科優勢，必須拓寬文論的研究范圍和哲學基礎，特別是馬克思的“關系哲學”意義重大。盛寧《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22］則認為，文化研究十多年來雖然轟轟烈烈卻鮮有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問世，造成這一困境的首要原因是把本應是批評實踐的文化研究誤當作是理論與那就來深入研究，只有把對文化研究的理論興趣轉向具體的個案分析，立足于中國的社會現實，去挖掘探究和當下文化現狀密切相關的問題，避免以政治利害作為評判思想是非的標準，而是在義理層面對各種文化現象進行全方位的研究。“日常生活審美化”也是新世紀的熱點問題之一。喬煥江《日常生活轉向與理論的“接合”———從“日常生活審美化”論爭說起》［23］認為，當代文藝學由于對自身結構性的盲視，如過分強調審美造成與日常生活之間的距離不斷被拉大，放棄了價值判斷與歷史認知，從而喪失了介入現實的能力等，并且未能認識到當代社會文化結構的未定性與復雜性。而正是這雙重結構性盲視，使得當代文藝學未能認識到生活世界轉向這一理論生產的趨勢。段吉方《理論的終結?———“后理論時代”的文學理論形態及其歷史走向》［24］對“理論之后”、“反理論”、“理論的抵抗”等觀念的生成語境與論域進行了深入的剖析，“理論之后”并非意味著理論真正的危機，而是理論在一種新的文化生態中的價值訴求，呼喚著更高層次的理論形態的出現。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新進展2011年古代文論研究成果很多，依然聚焦于古代文論的基本理論和主要問題的探索與推進。限于篇幅，僅選取其中較有特色的研究予以概述。

童慶炳《〈文心雕龍〉“物以情觀”說》［25］以劉勰《文心雕龍》反復提出的“情”的范疇為討論對象，論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認為劉勰突出提出“情”的問題是有現實針對性的。他批判“為文而造情”所針對的就是當時作品的空洞之情、虛假之情和艷俗之情，他說“體情之制日疏”，也是具有豐富的現實感的，并不是沒有根據的。至于劉勰對與山水詩、詠物詩和田園詩所體現出來的“情”，即那種社會性較小個體性較強的“情”，也加以肯定。劉勰既肯定那種以《詩經》為傳統的情志，也肯定因自然景物的變化而變化的人的自然情感，既肯定社會的、群體的、理性之“情”，也肯定個體的、自我的、感性之“情”，劉勰在“情”的問題上是在古典與新聲中徘徊，反映出他的折中主義思想傾向。第二部分，劉勰對于文學情感問題的貢獻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學創作中的運動。作家心中的情感是怎樣產生的?主體觸物起情后，所產生的情感是如何“移入”作家的心中的?作家在構思或動筆之時，心中的情感又是如何灌注到外物，與外物融合為一?即主體如何把心中的情感“移出”，投射于對象上面?概言之，“情以物興”是情感從外物移出到作家的內心的過程，“物以情觀”則是情感從作家內心移入到對象的過程。從“物以情興”(“物感”)到“物以情觀”(“情觀”)，是情感的興起到情感評價的過程，是審美的完整過程，它們構成了詩人在創作中的情感全部運動。第三部分，討論中華古文論中情感的表現方式。長期以來，人們只是注意到“物感”說，而忽略了“情觀”論即情感的移出過程。此文對于“物以情觀”的再發掘，突破了以往的研究，完整揭示了劉勰的情感表現理論。王文生認為研究《文心雕龍》者都稱贊其體系嚴密完整，但很少有人對《文心雕龍》思想體系的內涵及作用進行深入的研究。其《＜文心雕龍＞思想體系考辨》［26］一文從《序志》、《原道》、《徵圣》、《宗圣》等篇入手，認為儒家思想在劉勰文學思想體系中仍然占據主導地位，劉勰所建立的思想體系實際上是用儒家思想來文藝自身特性和規律，用倫理政治價值來取代文學自身價值，劉勰對中國文學思想發展的貢獻在于其實事求是、細致精微地對文學傳統和現實經驗進行總結而形成的文學創作論。在對《文心雕龍》“體大而慮周”一片贊揚聲中，本文發出了不同的聲音，值得《文心雕龍》研究者關注。吳子林《超越“實用”之思———孔子詩學思想之再釋與重估》［27］一文對“《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這一孔子詩學思想中最系統、最集中、影響也最大的詩學命題作了全新的系統闡釋，認為該命題所論為“學詩之法”，并非人們一般理解的詩歌功能論。具言之，詩的興發感動使個人的主體生命開始覺醒，進而反省社會、他人與自我，從《詩》中“徹悟”或“發現”某些人生的“意義”;在學《詩》過程中，“興”與“群”構成了互動互補的關系，詩情的興發感動，使學詩者在共同感受之下相互聯結起來，產生對于自己所處社會的歸屬感、親和感;“興”與“觀”的學詩階段不介入到外部的對象世界，到了“群”則認識到了個體存在的有限性，而力求參與、融入到對象世界之中，達到人與天、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個體的人格由此提升了一層。“怨”是由于達不到“群”的理想境界，而表現為主體與對象世界的疏離、沖突，其真正目的是追求“群”，以根本的消除自己為目標。在“學詩之法”之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意見是《詩》“可以興”，審美的優先性毋庸置疑。這篇論文顛覆了20世紀以來郭紹虞、劉若愚、李澤厚等學者對孔子詩學思想的論說，提出與其說孔子的詩學思想是“實用理論”，毋寧說是重視人格修養之人生實踐的生命詩學，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其最高旨趣:這是一種“內在目的”論，而不是“外在目的”論。在培育生命意識，涵養人的情性，協調理性與感性、理想與現實，造就一個充實、整全、和諧的社會等方面，孔子的詩學之思有著極其重要的現代意義。這對于深化我們對于孔子思想的認識具有一定意義。

篇（5）

《權力?主體?話語――20世紀40-70年代中國文學研究》一書，有清晰的思想主線和嚴密的結構體系。全書在導語、結論外，共分六個章節，分別是“現代中國文學的話語轉型”、“紅色文學話語秩序的建構”、“話語屈從立場：對自我的逃避”、“話語反抗立場：對自我的堅守”、“話語懺悔立場：在屈從與反抗之間”、“話語疏離立場：對自我的尋找”。從章節目錄看，李遇春是將紅色文學秩序中的“延安文學”、“十七年文學”和“文學”視為一個相對獨立而且完整的話語系統，這避免了許多當代文學研究中容易出現的條塊分割式斷裂的毛病。用作者的話說，他借鑒了美國社會文化派精神分析學家霍爾奈論及不同人際人系所帶來的心理防御策略的三種類型（屈從、反抗和疏離）[1] 32，來論述這三十年文學史中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文學內部的政治性沖突，以及體現于作品中的作家個人的內在心理沖突。具體說來，就是通過對這三個階段的作品和有關創作活動的分析，探討置身于該話語系統中的中國作家的話語狀況，尤其是話語困境問題，揭示出其根植的心理人格困境，并進而展示出這種心理人格困境所根源的文化困境[1]1。

研讀全書，研究的重心所在乃是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別論述在高度組織化和集體化的社會政治文化秩序中，作家作品所呈現出的幾種心理沖突狀況。在第三章，作者選擇這一時期的紅色經典為主要證據，尤其是結合作家的創作談和對作品的閱讀闡釋，分析人物形象的再創造和作家對文本的修改，從創作的表層狀貌研究許多作品所普遍存在的“革命英雄情結”、“文化戀父情結”、“完美主義社會性格”，以及這些因素在創作中的具體呈現方式，論證40-70年代的多數作家在面對來自權威文化（文學）規范的外在壓抑，承受了不同程度的心理焦慮后，有意無意地采用了一種向紅色文化規范表示認同的心理策略[1] 134。

第四章則通過分析作家們“被壓抑的啟蒙英雄情結”、作品中的“反抗者的心理畫像”，以及“文化審父”內容，來論述處于紅色文學話語邊緣地帶的少數創作主體的“話語反抗立場”。作者指出，話語反抗立場是通過抵御異己的符號性文化秩序的入侵，阻礙或延緩創作主體的集體化的理想化自我的順利成形，積極地促成創作主體的個體化的理想化自我的潛在形成[1] 240。該章有別于當代文學史對“十七年”和時期的一般認知，通過分析在紅色文化規范中的盡管被壓抑但也一直活潑不息的文心，強調創作主體對真實自我的堅守或者某種留戀。

第五章是李遇春在霍爾奈的心理防御策略三種類型之外，根據40-70年代作家創作的實際情況而單列出來的。這也顯示出作者不囿于理論而靈活運用的思維特性。這一章主要論述作家們在將自己的作品處理為試圖謀求政治救贖的“自白書”或“懺悔錄”的同時，也通過有限的、曲折或變形的話語策略進行反抗；在屈從于革命文學話語的政治懺悔情結之外，出現人道主義懺悔立場的回歸；呈現處于革命秩序邊緣地位的作家們表現出的自卑或自尊的心理反射。

在第六章中，作者將認識對象分為兩類：一是與權威文化有意識保持距離的另類作家，二是主流作家。他認為前者主要通過日常性人倫情感空間的構筑和審美性的自然（風俗）空間的營造，表達對權威文化秩序的話語反抗；后者則主要是在作品中展現出文化戀母情結，以真實的自我疏離于權威文化秩序。

總的說來，該論著并不在意是否突顯這段時間文學史的階段性和異質性，而是根據建國后紅色文學話語秩序建構過程中出現的多次、連續的作品修改的背景，以一種在場感和將心比心的情感體驗，站在創作主體的話語立場建構與文本解讀的結合點上，不但分析外在文化場與文學場的相互滲透，也著眼于不同文學作品的內部，將其分別視為一個個發展的、動態的、開放的對象進行研究。作者深厚的文學積累、文學史積淀，以及非凡的文學審美感受能力，為最終結論的得出提供了大量的實證材料。這些材料既具有理性的審視，也保有感性的同情，這為全書能成一家之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篇（6）

一、影視教育是對傳統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補充

 

影視教育是思想政治理論課課堂教學的新的方式和手段。相對于傳統的課堂教學方式，影視教育最為鮮明的特點是形式生動。如果采用傳統的課堂講授的教學方式，對于重大歷史事件，教師對事件的背景、起因、發展過程、關鍵情節等只能進行語言表述;對于具有范例性、典型性的人物，也只能采用側面的描述、介紹的方式。實際上，對于重大的歷史事件炱雜的背景和細節因素來說，語言表述的方式只能是高度概括性的;而對于具有教育意義的典型人物來說，人物的氣質和在具體事件中的精神風貌等，用抽象的語言講授的方式也很難呈現。影視教育具有的形象、直觀、生動、感染力強的特點，改變了學生對于傳統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說教、灌輸的印象，在教學翌中受到學生的普遍歡迎。影視作品蒙太奇的敘事方式，可以多方面、多層次地把一個事件發生、發展的來龍去脈和復雜的背景因素交代得更為充分、細致，視聽語言的藝術形式可以把歷史事件發生的場景以直觀的形式呈現在學生面前，演員的表演也可以把典型人物的個性特點、復雜的心理活動和精神氣質生動地展現出來，這些細節的直觀呈現,對于學生加深對事件的歷史意義的認識，體會人物蔚上的精神內涵都是很有利的。

 

思想政治理論課傳統的以講授為主的教學模式常見的凼擾是，學生對于語言灌輸的方式會產生逆反、抵觸的情緒，而對于影視教育來說,故事片藝術化的表述方式可以把學生帶入生動的場景之中，紀錄片呈現的真實場景，其視覺沖擊力可以使學生感到深深的震撼,可以引起大學生情感上的共鳴，讓學生在情感認同的基礎上去理解、去思考，這有利于學生領會歷史事件中的精神內涵，體會歷史人物的精神感召力。

 

總之，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來說，影視教育的方式對學生的學習興趣無疑起到了極大的鼓舞作用，有助于調動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和積極性，讓學生在輕松愉悅的氛圍里得到潛移默化的教育。

 

二、影視教冇面臨的新問題

 

作為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手段，影視教育的特點足非常鮮明的。但足在教育實踐中，影視教育的方式同樣而臨著一些實際的問題。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足，學生對于影視教育的方式足接受的、認吋的，但足對于教師選取的影視素材的接受程度卻不盡如人意。課堂教學使州的影視素材，足教師_繞課堂教學的教學0標選取的，由于具有明確的目的性，所以影視素材主題的范圍相對比較窄。比如，對于故事片來說，足以主旋律影片、紅色經典影片為主，這些影片a然通過網絡和其他渠道很容易找到，但足少w學生h發地去觀看。因此，在課堂上看到這樣的影視作品時，學生的感受足陌生而又新鮮的，這對于觀看的效果木來足很有利的。但足在實際中，這些主旋律影視作品和紅色影視經典，M然包合著大量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具有很高的思想性，有的也有很好的藝術性，但足卻無法得到學生的認可。

 

造成這-現象的原因足多方而的。比如，現在很多影視作品熱衷于營造視覺的感官刺激，在故事的精神內涵方而少有開掘，在這樣的影視文化環境m成長起來的學生，已經>j慣了把欣賞的注意力集中于感官刺激的層而，而對于影視作品的思想內涵的維度則非常鈍化。因此，思想性較強而娛樂性比較弱、內涵豐富但感官刺激較少的影視作品，不符介很多學生長期奍成的欣賞慣和u味。在文化觀念上，大學生的很多觀念受社會文化潮流的影響很強，現在的文化市場上，杳大量的以無厘頭搞笑為賣點的影視作品，很多木、足嚴肅的題材、至足翻拍的紅色經典中也被加入無厘頭的情節。這種無厘頭的趣味把解構經典文化作為招牌，以無底線的調侃對待一切價值觀念，愛國主義、集體主義、英雄主義、奉獻精神都成了無厘頭式的調侃、解構的對象。不僅足在影視作品中，在很多黃金時段的電視節目中，以無厘頭式的調侃為噱頭的所謂“純娛樂性”節目也儼然已經成為一股潮流。這樣的影視文化深刻地影響了學生的價值觀，使學生對于價值視野的混亂和模糊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對于具有明確價值觀導向的主旋律作品和紅色經典影視作品，則感到過于嚴肅，難以接受。

 

三、對影視教冇方式的反思

 

影視教育作為新的教學手段，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無疑足一種促進。作為一種教學和傳播方式，影視教育確實具有感觀、生動、感染力強的特點，但是寄希畢于影視教學的手段解決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這-核心n題，這足不實際的。手段終究只足表達內容的方式，盡管新的教育手段w助于在更高的層次上實現形式與內容、手段與統一，從而對于學生的學效果更為杳利，但是該看到，影視教育的手段并不能解決阻礙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所有問題。比如，我們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注面教育，而對于客觀社會環境的復雜性分析不夠。目前，我國正處在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改革和探索過程中，對一些新的社會問題如何解決在探索中，而商品房價格過高、通貨膨脹、養老金制度改革等熱點題，與大學生對未來的選擇和現實的生活質量都足s接或間接相關的，大學生群體對這些主題的關注自然而然的，他們對于網絡和媒體上對于這些問題的多元化的聲咅非常熟悉，由于與切身利益相關，所以這些多元的聲咅中包貪的多元價值觀念對大學生的影響足深刻的。所以,大學生對于課堂上傳達的價值觀不會足簡單地去接受，而足去比較、去思考、去檢驗，這增加了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難度。又比如，當前文化的大環境已經使學生>)慣于把影視文化，視為多元的文化形態理所、當的載體。社會價值觀的多元并存的現實h然會在社會文化的各個方而得到反映，這種反映在影視文化中比比皆足。而在思想政治理論課課堂上的影視教育中，我們選擇的影視素材的價值觀足明確的、一元的，這種一元價值觀通過影視作品情節的設置、人物的精神風貌、故事場姑的展現，以及配樂等藝術手段整體地呈現出來，這種價值觀的一元與學生n常接觸到的影視文化中所表現的大量社會現象、亂象中所包合的多元價值觀在某種程度上足相抵觸的。因此，在課堂上觀看教師選取的負載-元價值觀的影視作品時，，生首先感受到的足與其長期觀看負載多元價值觀的影視作品所養成的中美習慣的沖突，這使得學生會以更為苛刻的屮美眼光看待教師選擇的影視作品。這要求影片中人物的個性更為細膩，要求情節的設置更為介理、更吸引人，而一些主旋律影視作品和紅色經典影視作品在藝術上的處理讓學生無法認同。此外，我國的高考擴招政策已經實行多年，高等教育已經由“精英化”轉向了“大眾化”，對于學生群體來說,這在給更多的人提供了繼續深造的機會的同時，也使高等教育學生群體的素質更為復雜，這種情況對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落實也足一種挑戰。

 

四、如何成對影視教冇面臨的新問題

 

影視教育足一種新的教育方式，圍繞影視教育的特點，摸索出既符介影視教育的教育規律，又與思想政治教學內容的特點相適應的教學模式。筆者認為，針對具體的思想政治課教學內容的教學目標，高質量的影視教育課成該由“選切入點”、“選擇素材”、“素材展示”、“深入剖析”和“課后延伸”這幾個環節組成，這幾個環節相互銜接，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選切入點”足指教師選取哪個角度作為詮釋影視作品精神內涵的入手點。切入點足影視素材的內涵與教學內容、目標的契介點，選好切入點足使影視教育的優勢轉化為教學效果的承要步驟。同樣的影視素材，在哪個教學單元中使用更為介適?從什么角度切入進行分析吋以aih然地被學生接受、更好地發揮素材的效果?這足教師在課前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切入點”中包禽著和教學標深刻契介的內涵，但切入點可以與教學目標不完全相同。切入點的選擇，足如何完成教學目標、如何補充影視素材的內容和使學生更容易接受這三方而的綜介考慮。好的切入點可以很然地被學生接受和認同，從切入點可以h然地引出教學s標的內容，從而最終達成教學的目的。比如，以紅色經典的影視作品為例。在這-類影視作品中，大量的足反映抗門戰爭和等戰爭年代的作品，“英雄主義”PJ以作為一個很好的切入點。戰爭時期與今大和V的社會環境確實差距較遠，但足戰場上的出生入死足彰顯英雄主義的最佳場釹。因此，以戰爭題材來詮釋英雄主義可以使這類影視素材身的優勢得到允分發揮，而“英雄主義”的切入點學生也比較容易接受，還可以很容易地引入集體主義、奉獻精神等相關的內容，從而實現教學目標的達成。

 

“選擇素材”足指教師如何_繞教學目標，把不同的影視素材進行整介以使素材的效果得到強化。從備選的影視索材的類型上來說，不僅吋以選情節性強的故事片，也可以選知識性強、信息豐富的紀錄片和專題片，也吋以把相關歷史閣片和歌曲等咅頻素材作為輔助手段。對于選擇的影視素材的年代來說，既吋以選擇具有鮮明時代特點的紅色影視經典，也吋以選擇新時期涌現的大量反映戰爭題材的影視作品。-些平期的革命歷史題材的影視作品，對英雄人物的塑造確實有“高、大、全”傾向，教師可以利W不同歷史時期的影片搭配的方式給予調整。但足一些當代的革命歷史題材的作品，過于看i對傳統作品中符弓化的人物形象進行顛覆性的改造，在選擇這樣的作品時教師也要慎里,雖然這樣的作品以減少-些學生對革命歷史劇中人物簡羊化的處理方式的反感，但足過于娛樂化的處理方式會使作品的價值內涵模糊，甚至矮化。

 

在“素材展示”環節，教師展示給學生的影視素材，柯該足經過剪輯形成的，足編排介理、結構緊湊、內涵潔晰的素材的有機整體，而不足一些零散的、無結構的，這樣才能強化現場的展示效果。

 

在“深入剖析”的部分，教師由切入點入手對素材進行剖析，在此基礎上然地引出教學0標所要達成的內容，至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的體系。比如，從“英雄主義”這個切入點入手，教師P丨以然地引入到對于愛國主義、奉獻精神、集體主義和艱苦奮斗的傳統以及富于創造力的斗爭精神等相關內涵。教師對影視作品的剖析既要集中、深入，又要放寬文化視野，有意識地把對價值觀念的詮釋與我國豐厚的歷史文化的積淀結介起來，使學生產生文化心理上的認同。就拿英雄主義來說，要讓學生感受到，英雄主義絕不僅足特殊的革命歷史時期、個別英雄人物身上冰可以找到的難得的品格，而足我們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在中國的文化史上，英雄主義具有悠久的傳統，精衛填海、愚公移山洋溢著的不怕困難、百折不撓、無所畏懼的必勝信念，雖被砍頭但足仍然操十戚以舞的刑人所表現出的不服輸的氣概;為治水居外13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大禹，和為馬藥一n而遇七十毒的神農所表現出的獻身精神;儒家的“兼濟人K”的社會責任意識，以及霍去病、岳飛、文天祥等歷史人物身上洋溢著的抵御外族侵略的K族h尊、h強的精神，這些都足中國傳統文化中為英雄主義所做的注腳。這樣的剖析會使學生對英雄主義產生深刻的文化品格的認同，這對于學生真IH接受英雄主義的精神內涵足很有益處的。剖析后，教師還可以組織、引導學生進行討論，讓學生加深認識。

 

“課后延伸”足影視教學不能缺少的一個部分，在課堂上，教師讓學生對教師選取的素材進行指導性觀看，之后教師通過對素材的剖析，讓學生領會其中的精神內涵。課后，教師還要通過作業和論文的要求引導學生進行延伸閱讀和進一步的反思，使學生剛剛獲得的認識得到補充和深化。

 

篇（7）

 

文化是人的精神產品以及精神活動，本身就是很抽象的東西。學者錢鐘書說過：“你不問我什么是文化的時候，我還知道文化是什么；你問我什么是文化，我反而不知道文化是什么了。”面對高中思想政治新課改中新增的《文化生活》模塊，為了避免機械枯燥的講解抽象的文化，我們需要更多的思考。在教學實踐中，我們會發現《文化生活》和其它它幾個模塊教材相比，它的圖片資料、教學案例更多一些，這也給我們一些啟示――要充分用好這一先天資源，優化教材中的案例，充分體現《文化生活》的魅力。

一、教材案例源于新課改的課程理念

這次高中思想政治課新課改中所倡導的課程理念中，明確講到我們要追求的是一種“建構以生活為基礎、以學科知識為支撐的課程模塊”。新課程理念認為學生在日常生活和以往的學習中，已經形成了一定經驗，對很多問題和現象都有自己的看法；即使有些問題還沒有接觸過，也可以憑借相關的經驗進行解釋。因此，新教材把學生現有的知識經驗作為新知識的生長點，促使其從原有的知識經驗中生長出新的知識。體現這一過程的方式，就是案例。

在新教材中，這種案例以啟動和引導思維活動的方式呈現出來優化案例，包括事例、數據、現象描述等常識性素材的運用，穿插在課文之間，采用統一的字體和格式規范，我們稱之為“活動框”。活動框的內容與課文密切關聯、相互呼應、渾然一體，并提供引領學生思考問題的路徑、運用資料的方法和共同探究的策略，以及解釋各自想法的機會，是實施過程性目標的主要環節。例如教材中的網絡文化、青年志愿者、紅色之旅、數字圖書館等案例，包含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吃穿住用行等各個畫面，使學生感受親切，提升了學習的積極性和思考的主動性，同時經過“具體―一般―具體”的多環節轉化，在歸納推理和演繹推理的反復作用下，學生識別問題、分析處理問題的能力會有明顯提高。

二、必須優化教材案例，才能提高教材的使用效率和效果

但是對于學生來說，不是所有的思維過程都具有理論升華的意義；而且地域不同，對教材案例的理解也不盡相同。所有只有優化案例，才能真切展現內容目標的重點，從而極大提高教材使用的效率和效果畢業論文開題報告。再者，教材案例的意義之所以勝于教案、學案，就在于它既有教案、學案的引導功能，又以其經典性、綜合性、拓展性充當著承載教學內容的主體、開展教學活動的依托、實話教學評價的形式。因此，可以說新教材實施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就取決于如何優化案例了。

三、優化教材案例的方法

方法一：將支持教學觀點的案例上升為講點

闡述教學觀點，有的要倚重相關學科知識來支撐，有的則直接憑借案例素材來支撐，這種案例素材就應該上升為講點。例如講授第十課第一框“加強思想道德建設”這樣的道理，沒有必要生硬的從理論上去闡述，完全可以將教材P104“道德典范”案例上升為講點，貫穿全課，在生動真實的人物故事中引出“中心環節”、“社會主義榮辱觀”知識點。

方法二：關注不同案例的相關之處，深度挖掘其意義

教材中大量案例，看似分散在各個框節，其實細細分析，會發現有些案例是有內在聯系的。如果能夠把握好它們的相關之處，既可以通過學生二度記憶加深印象，同時又可以深度挖掘其意義。例如“兩彈一星”這個案例在課本第一課第二框第三目“文化在綜合國力的競爭中”P12和第七課第二框第一目“薪火相傳，越燃越旺”P78的活動框中都出現過，通過反復使用,提練出綜合國力、文化、民族精神三者的關系。再如P43“傳統文化是財富還是包袱”、P44“中國古代教育思想”、P53“中國傳統文化中‘孝’的創新”，這些案例具有異曲同工之處優化案例，都是如何正確看待傳統文化，如何正確處理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與糟粕，把這些看似零散的案例綜合在一起，更易幫助學生正確理解中華傳統文化，形成辯證思維。

第三種：大膽取舍，貼近學生

有些素材，因其經典性而選入教材，但其未必貼近學生，在常識性方面未必承載本課程的目標設置。這些素材用什么、如何用、用多少，可由教師靈活處置――對于意猶未盡者，可以自行補充；過于陳舊者，可以自行更新。例如，在講第三課第二框《文化在交流中傳播》中“人口遷徙對文化傳播的意義”時，作為廣東的教師就認為，“客家遷徙史”的事例更貼近學生生活，更易于理解，于是就替換了教材中原來的“中國歷史上的人口遷徙”案例。又如，在導入第八課第一框《色彩斑斕的文化生活》時借用“上海世博會”的視頻，而舍棄了教材中原先的素材。

像一位專家說的那樣：“什么是教材，她是具體知識的載體，更是精神的體現”。希望我們能通過研究教材、用好教材，實現新課程目標。

參考文獻

1、教育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課課程標準實驗教材編寫組編著《文化生活》，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2007-1

2、教育部基礎教育司組織編寫《政治課程標準解讀》湖北教育出版社

3、朱明光著《走出困境的選擇：新編高中思想政治教材三大看點》人民教育出版社?課程教材研究所主辦《課程?教材?教法》2007年第3期P55

篇（8）

：剛才您談到，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是適應新形勢的需要，是培養青少年正確價值觀的需要，現在全國很多區域都在開展這方面的工作。請問，肇慶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有什么樣的優勢？

彭銀祥：我們的優勢可以從三個方面來概括：

優勢一：建立了政府強力推進的運作機制。2013年肇慶市工作會議和2014年《肇慶市政府工作報告》都明確了要在全市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工作的任務，由市委市政府倡導這項工作，在全國應該是首例。

優勢二：準備充分，試驗先行。我市的課程決策至少經歷了四年多的試驗和準備。在多方聽取意見，多次進行調研、咨詢和評估的基礎上，制定這個《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課程政策的科學性、可行性和適用性。

優勢三：教學內容更具導向性、系統性、可持續性。我市目前使用的《中華傳統文化經典匯編》，既較好地體現了道德行為習慣的養成和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教育規律，又結合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要求，以儒家經典“四書”和《禮記》為重點，兼及《道德經》和《周易》，形成了系統完整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體系。

：如此明顯的優勢，想必肇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也一定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彭銀祥：是的，經過三年多的探索和實踐，我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特色日漸凸顯。

首先是形成了立德樹人“知行結合”的課程運作模式，明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為什么教”的問題。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校園―進課堂―全覆蓋―擴面提質的基礎上，制定全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知行合一”行動方案，推薦若干傳統文化教育實踐活動，拓寬德育渠道，通過“學典立德”內化學生的思想品質，通過知行合一外化學生的行為，達到“修身育人”的教育目標。

第二個方面是規范“學典立德”教學模式，解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教什么”“怎么教”的“落地”問題。課堂教學一方面強調傳統文化經典誦讀的規范化要求，一方面突出經典教學對于學生個體價值觀形成的關注，總結出誦讀經典―理解經典―拓展延伸（領悟和實踐經典）―背誦經典這樣一個基本的教學模式；充分挖掘和利用本土優秀傳統文化教育資源，結合學校實際，開設“孔子文化”“包公文化”“龍母文化”“端硯文化”“竹文化”“玉文化”“花文化”“紅色文化”等專題的地方課程和校本課程，擴展了我市的優秀傳統文化課程。

：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需要多個抓手，其中課程是最基本的保證，肇慶是如何整合這方面資源，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系統融入課程教材的？

彭銀祥：我市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解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課程化”問題。一是教育人群全覆蓋，從小學一直到大學，整體貫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二是學科課程全覆蓋，將教育內容融入語文、歷史、體育、藝術等學科課程中去。三是教育環節全覆蓋，形成了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合力育人的良好局面。

首先來說教育人群的全覆蓋。我市目前從有教材、有課時、有教師、有經費這“四有”上保障傳統文化教育課程的落實。從幼兒園到高三，每班每周一節傳統文化經典誦讀課，安排專任教師上課，教材根據學生的年齡特點和認知水平進行分層設計：幼兒園和小學低年級使用蒙學經典――《弟子規》《三字經》《千字文》《孝經》，小學高年級和初中七、八年級使用“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九年級至高二著重傳統文化經典選讀――《道德經》《禮記》，高三主要是“中華文化之源”――《易經》。這樣的設計既體現出每部（篇）經典的獨立精神，又能兼顧系列經典的整體關聯，具備系統性和完整性，較好地遵循了道德行為習慣養成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教育規律。

再說說學科課程的全覆蓋。我市各學校結合思品、語文、歷史、體育、藝術等主要課程，利用課前五分鐘、早午讀、大課間和升旗禮時間進行多種形式的經典誦讀活櫻讓學生做到“樂讀”“美讀”，從而激發學生誦讀經典的興趣，培養學生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親切感、認同感，理解和傳承中華文明和傳世智慧，感悟民族精神內涵，增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心，全方位滲透家國情懷教育、社會關愛教育、人格修養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最后來談一談教學環節的全覆蓋。根據《方案》要求，我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由進校園到進課堂，以課堂教學為主陣地，社團活動作延伸，校內外主題實踐活動為拓展，縣（市、區）主題活動為窗口，各中小學通過周末大講堂、研究性學習、藝術節、科技節、讀書節等活動，增強學生對傳統文化的初步理解和理性認識，傳承和弘揚傳統文化，進而輻射社區和家庭，構建學校、家庭和社會三位一體的育人格局。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實施的關鍵一環是教師，只有通過教師的言傳身教，學生才能更好感受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魅力。那么，在師資隊伍建設方面，肇慶做了哪些工作？

彭銀祥：我市堅持以人為本、研訓結合的原則，為教師的專業化發展搭建平臺，努力提高教師隊伍的傳統文化素養，并通過走出去、請進來的方式搭建多元學習平臺，全面提升教師的傳統文化教育教學能力：

專業指導引領。我們成立了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中心，制訂全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教學目標、計劃、方案，組織指導全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教學活動、教學研究、課題研究與實驗工作，定期開展專項調研（督查），有力推進了傳統文化教學的常態化開展。

強化教師培訓。市教育局聯合有關單位共同舉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培訓班，組織各類學校分管領導、教師參加中華書局、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國學藝術中心等專業機構舉辦的傳統文化教育培訓班，培訓教育教學骨干教師三千余人次。各縣（市、區）和學校也紛紛組織傳統文化專題培訓，為老師提供交流學習的機會。

注重教研提升。教育局定期舉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優質課評選活動，努力通過教育教學研究活動打造一批骨干教師，錘煉一批優秀傳統文化教師；各縣（市、區）教育局和學校也通過舉辦教學比賽和傳統文化教研活動，以傳經、教研的方式進行培訓學習。

搭建展示平臺。我們還開展了全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教學規劃和教案共享活動，通過經典誦讀展演、演講比賽、教師素養比賽等活動，展現教師個人魅力， 引導教師創新發展，促進教師的自我肯定和專業成長。

健全激勵機制。市教育局每兩年評選一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優秀教師和教育工作者，多方調動教師的工作積極性和主動性，激發教師的活力和創造力，真正打造出一支熱愛傳統文化、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師資隊伍。

：學校任何一項工作的順利開展，都離不開家校合作。請您談一談，肇慶是如何搭建家校合作平臺，發揮家庭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方面的作用？

彭銀祥：一方面強化家校互動。要求各學校通過“小手拉大手”形式，邀請家長參加學校舉行的傳統文化教育活動，把《肇慶市中小學生傳統美德行為指引》和低年級教材印發到學生手中，開展親子誦讀活動、傳統美德“五個一”實踐活動；通過評選“經典誦讀家庭”“美德之家”等途徑提高家長參與的積極性；借助家長會、校訊通等平臺倡導家長通過言傳身教，形成遵守公德、珍視親情、勤儉持家的良好家風，營造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家庭教育氛圍。

另一方面創設交流平臺。市教育局編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簡訊》，開設肇慶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網站和新浪、網易博客平臺，及時全市各地各校教育動態，報道各地各校教師、家長和學生的學習心得，開辟“錦言錄”專欄，反饋分享家長對傳統文化教育的觀點和心得體會。

：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以來，肇慶教育系統發生了哪些變化？

彭銀祥：最明顯的效果，就是學生精神面貌的改變。根據我們的訪校記錄和家長、學校反饋，課程實施以來，無論城區還是鄉村的學生，都已經能熟讀或背誦相關經典選段，學生通過誦讀和吟誦，熟悉經典、領悟經典，培養了學習興趣，并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尊師行孝等行為有明顯的改善，日常行為更趨規范，涌現出一批“美德少年”和“美德之星”。在公布的2015年“創全國文明城市”活動測評中，我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得分以高于第二名15分的壓倒性優勢取得了廣東省五個城市中第一名的好成績，得到了測評組的高度評價。

在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過程中，我市教師積極參與，深入研究，大膽創新，專業能力不斷提高，教育成效顯著。市教育局先后面向全市教師進行了“示范教案推薦”和“優秀課程規劃與教案征集”，評選出25部優秀課程規劃和203份優秀教案，并向全市推廣使用。此外，在由國家重點課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研究”工作委員會等機構舉辦的“第四屆全國傳統文化進課堂教學研討會”錄像課、教學設計、論文評比中，我市教師獲得三個項目的特等獎，有27名教師獲得一等獎，獲獎總人數達51人，獲獎檔次之高，覆蓋面之廣，令人矚目。

全市各學校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通過教育一個學生帶動一個家庭，通過學校教育輻射整個社會，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輻射到家庭和社區，引起社會的極大關注。市教育局還接到家長表示贊揚和支持中華傳統文化教育的電話，一對耄耋之年的退休大學教授，聽說學校專門開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課程，還專程到學校聽課。如今，傳統文化經典親子閱讀、創建“書香家庭”、傳統文化進社區等活動在肇慶蔚然成風。

：正所謂努力耕耘結碩果。四年播種，肇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取得了諸多可喜的成就和變化，但實施的過程中必定有苦有甜，請您談談這中間遇到的主要問題和困難，有哪些經驗可以分享？

彭銀祥：確實如此，我想有三個方面值得我們重點關注。

認識是先導。同樣是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縣區之間、學校之間、甚至校內班級之間，課程教學水平和質量一直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均衡現象。造成不均衡現象的根源，主要是管理層以及任課老師的思想認識差異。幫助全體教育工作者覺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統一思想，提高認識，是推進落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先導性問題。

篇（9）

翻譯工作是源語作者與目標語讀者之間交際過程的一部分，譯者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所用的策略方法、翻譯技巧都受翻譯目的影響。《紅樓夢》是一部極具中國文化特色的百科全書，它所包含的文化內容博大精深，如何將這樣一部經典之作介紹給外國讀者，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在所有譯作中最完整的兩部作品就是楊憲益(Yang Xianyi )夫婦的英譯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大衛·霍克斯(David Hawkes)的英譯本The Story ofthe Stone。本文從德國功能學派的翻譯目的論出發，探討譯者的翻譯目的不同。在翻譯文化內容時所采用的翻譯策略、技巧也有所不同。

一、理論基礎

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德國功能主義翻譯學派將翻譯視為一項有目的(intentional )的交際活動川。該理論學派的代表人物費米爾( Hans J. Vermeer)和諾德(Christiane Nord)等為翻譯理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在費米爾的理論中，翻譯是基于源語文本的一種行為。“任何形式的翻譯行為，包括翻譯本身，顧名思義，都可以看作是一種行為。任何行為都有一個目標或一個目的。而且，一種行為會導致一種結果，一種新的情景或事件，也可能是一個新的事物。在這一理論框架中，決定翻譯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便是譯文預期的接受者，他們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識，對譯文的期待以及交際需求。每一種翻譯都指向一定的受眾，因此翻譯是在“目的語情景中為某種目的以及目的受眾而產生的語篇。芬蘭學者曼塔里( Justa Holz-Manttari)發展了費米爾的目的論，在他的理論模式中，翻譯被解釋為一種“為實現某種特定目的而設計的復雜行為”。翻譯行為的目的在于傳遞跨越語言與文化障礙的信息，“翻譯行為是產生某種信息傳遞著的過程。他為協調行為與交際合作而服務于上級行為系統。曼塔里特別強調翻譯過程的行為方面，重視行為參與者(行為發起者、譯者、譯文使用者)環境條件(時間、地點、媒介)的分析。諾德提出翻譯行為有三個主要特點:目的性、跨文化性及交際性。根據目的論的基本觀點:翻譯過程不是由原文或原作者決定的，而是由譯文的預期功能(即翻譯目的)所決定的，要貼近讀者。在這里預期功能(翻譯目的)不僅是譯文的基本要素，它也決定了譯者的翻譯策略。而翻譯目的即指譯文的交際目的通常是由翻譯過程的發起者決定的，有時譯者也參與決定。目的論的理論基礎是功能主義，目的論者認為功能性是翻譯過程中起作用的最重要的因素。本文采用的是諾德的理論，如她所講沒有原文就沒有翻譯，功能性是最重要的準則，然而絕不是唯一的。但翻譯目的最主要的還是體現在譯文文字中，具體到譯者對每一個詞、每一句的處理。譯者選擇的不同翻譯策略能反映出不同的翻譯目的。

1995年美國著名翻譯家韋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譯者的隱身》( The Translator’ s Invisibility)中提出了異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與歸化法(Domestication method)兩種翻譯策略。異化法強調譯文應如實傳遞原作的信息內容，而歸化法強調譯文與原作對等的表現力。翻譯目的是影響翻譯策略運用的重要原因，目的不同，手段、方法的選擇便不同。

楊憲益夫婦翻譯《紅樓夢》是受外文出版社的委托，其宗旨是向譯語讀者介紹中國的傳統文化，對譯者本人來說也認為應該讓外國人了解中國豐富的文化遺產。而大衛·霍克斯基于要與譯語讀者分享書中樂趣的熱切愿望，在翻譯過程中，處處考慮如何使譯語讀者便于欣賞這部作品。基于上述不同的翻譯目的，兩個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譯者在對原文文化信息的微觀處理上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和方法。楊譯本忠實于原文的文化特色，以原文文本為中心采用異化策略，忠實于原文，以期譯文可以和原著一樣具有永恒的藝術價值。而霍譯本著眼于譯人語的文化特色，以譯人語的讀者為中心采用了歸化策略，努力為譯文的讀者除掉閱讀和理解的障礙，把一切的陌生變為熟識，甚至不惜犧牲原文的一些文化色彩。下面是從《紅樓夢》的兩個英譯本當中摘錄的有關宗教文化信息、歷史人物典故及含有文化意象詞匯的例子，作粗略的分析并加以對比。

二、宗教文化信息的翻譯

一個民族的宗教信仰，是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對語言的發展影響很大。英漢兩個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同，自然也會體現在語言方面。《紅樓夢》作為一部中國古典名著，濃縮了中國儒道傳統文化的精華，佛教和道教思想貫穿于整個著作。而英語中出現的宗教文化主要是基督教文化。《圣經》在整個西方文明的形成和發展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兩種文化在思維習慣上、語言表達形式上，都有著自己的特色。

例1原文:平兒忙笑道:“那是他們瞅著 大奶奶是個菩薩，姑娘又是個靦腆小姐，固然是 托懶來混。”(第五十五回)

楊譯:Pinger replied : " They ’ re trying to take advantage，because Madam Zhu’s a real Bodhisattva and you’re such a gentle young lady.”

霍譯:Patience said } ` They think that because Mrs. Zhu is such a kind，saintly person and you are such a quiet，shy young lady they can get away with anything.

例2鳳姐悄悄道:“放尊重些，別叫丫頭們看了笑話。”賈瑞如聽綸音佛語一般，忙往后退。(第十二回)

楊譯:“Take care，”she whispered.“What will the maids think" He drew back instantly as if obeying an Imperial decree or a man date from Buddha.

霍譯:‘Take care’said Xifeng in a low tone.‘The servants might see you!’Obedient to his goddess s command，Jia Rui quickly drew back again.

例1中“菩薩”( Bodhisattva)和“佛”(Buddha)是佛教中的兩個形象，代表著慈悲和善良，因此，漢語中有“大慈大悲的菩薩”和“我佛慈悲”的習慣說法。楊譯時用異化方法保留了這兩個中國宗教形象，從而保留了原有的宗教色彩，傳達了中國佛教文化。而霍譯則采取了歸化方法，為了使譯語讀者易于理解，在例1中，霍克斯放棄了原有的宗教形象只譯出了比喻意義，便于理解。在例2中，霍譯改變了原有的宗教形象，代之以基督教的形象，使用了為譯語讀者所接受的宗教詞匯“goddess"，使譯文更加流暢自然。

三、詞匯意象的翻譯

文化意象大多凝聚著各個民族的智慧和歷史的文化結晶，其中相當一部分文化意象還與各民族的傳說，以及各民族初建時期的圖騰崇拜有密切關系。由于漢英兩種語言在語言表達方式及所反映的文化內容上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同一詞匯在兩種語言中給人們的聯想意義是大不相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因而，從譯文中在有關文化意象的詞匯翻譯上，也最能看出譯者的翻譯觀及其所遵循的翻譯原則和翻譯方法。

例3原文:比美人之態度兮，鳳袁龍翔 (第五回)

楊譯:And she bears herself like a phoenix or dragon in flight.

霍譯:And I admire her queenly gait，like stately dance of simurgh with his mate.

“龍”是中國古代傳說中的一種神異動物，而“鳳”是古代傳說中百鳥之王，楊譯文忠實于原文的文化意象，將“龍”與“鳳”分別譯成了和" dragon”與“phoenix"，向譯語讀者展示了龍與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時在英語里，phoenix傳說是一種生于阿拉伯沙漠的長生鳥，活五六百年后，用自己的翅膀煽火，自焚為灰燼，然后從灰燼中復生為新的phoenix，為此在英語中它有復活和再生之意。而dragon在西方的傳說中是指一種身上有鱗，長有翅膀和長長尾巴的口中吐火的巨大晰蝎，在圣經故事里是邪惡的象征。兩個完全不同的文化意象，霍譯為幫助其讀者正確理解原文，將這兩個易使讀者誤解的詞匯去掉，取而代之的是西方人較為熟悉的simurgh，即波斯神話當中一種巨鳥，文化信息雖有些“失真”，但也避免了譯語讀者對原文的一種誤解。

例4原文:怡紅快綠

楊譯:Happy Red and Delightful Green

霍譯:Crimson Joys and Green Delights

例5原文:怡紅院

楊譯:Happy Red Court

霍譯: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

顏色對于不同民族的人而言，在視覺和心理上所引發的聯想和象征意義不盡相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紅色意味著喜慶、吉祥、興旺、歡樂、熱情，豐富的內涵深受鐘愛，大紅燈籠、春節的紅色春聯、紅雙喜字，等等。楊譯本忠實于原 文及原文文化，保留了原文的“紅”字。而在西方文化中，紅色則意味著流血、危險或暴力和死亡，綠色則具有類似中國“紅”字的聯想意義，快樂健康。因此霍譯考慮其讀者的文化背景，將原文中的“紅”字處理成譯語讀者所熟悉的“綠”字，將原文的精神傳達給了譯語讀者，雖然是貌不合但神卻極相似。

四、歷史文獻典故的翻譯

在《紅樓夢》中，涉及到許多歷史文獻典故 和《紅樓夢》以前的文學作品，含有很強的歷史 文化色彩。而目的語讀者缺少這種原文作者和原文讀者之間共同的文化背景，沒有了文化背景他們在閱讀理解時就會感到茫然、莫名其妙，也就是缺乏相應的背景造成了文化空白(cultural gaps)，這給理解帶來了困難。在對這一難題處理過程中，譯者根據各自的翻譯目的各顯其翻譯策略。

例6原文:鳳丫頭就是楚霸王，也得這兩只膀子舉千斤鼎。他不是這丫頭，就得這么周到了?(第三十九回)

楊譯:As for Xifeng， why，even if she had the strength of the Conqueror of Chu who would lift a tripod a thousand catties，how could she handle everything without Pinger here ？

霍譯:Even though she is a regular Tyrant King，she still needs her Patience in order to be so efficient ;just as much as the real Tyrant King needed his two strong arm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lift up those hundred weight tripods.

看到上面的比喻，中國讀者立刻會把“楚霸王”和“項羽”聯系在一起，因為“楚霸王”不僅是一個文學作品中的人物，他還是一個歷史人物。通過“楚霸王”這個比喻，中國讀者可以清楚地看出熙鳳和平兒的關系，看出平兒的重要性和才干，就象“楚霸王”的左膀右臂。楊文翻譯時保留了“楚霸王”這一文化意象，因而平兒的重要性和才干充分地表達出來了。然而，沒有中國文學和歷史知識的讀者很難領會到這個歷史文化意象所傳達的文化信息。因而最妥善的方法就是添加注釋，簡略介紹“楚霸王”這個歷史人物以及與之相關的故事。霍克斯為了使讀者能夠不費力地理解原文，不惜放棄“楚霸王”這一歷史文化意象，舍棄了其所蘊涵的深厚文化，簡單地使用了其比喻意義，體現了其取悅讀者，傳播原作故事情節為主的翻譯目的。

例7原文:黛玉:“你們瞧，孫行者來了!”(第四十九回)

楊譯:“Look，here comes the Monkey King ！”

霍譯:‘LOOk，monkey!’

“孫行者”(“孫大圣”)是中國古典小說《西游記》中的主要人物，在《紅樓夢》中多次出現，用來描寫調皮、勇敢的年輕人。上例中的“孫行者”指的是史湘云。在小說中，黛玉用這個形象和史湘云開玩笑，一是因為湘云穿著毛茸茸的衣服，二是因為她調皮、勇敢。楊譯本忠實于原文的文化特色，保留了“孫行者”這一經典文化意象。霍譯本則為其讀者方便于理解而放棄了“孫行者”這一文化意象，用“猴子”這一普通形象來代替，只用了他的比喻意義，雖原文意象美有些受損，但對于譯語讀者來說，閱讀過程中就不會有任何障礙，原作的故事性絲毫不受影響。

篇（10）

關鍵詞：日常生活審美化 非文本形態

任何一門理論的學習必然要導向實踐，否則就只能是空中花園，不具有特別的現實意義，現代美學原理也是一樣.通過學習這門課程，不僅僅能運用其中的原理分析古今中外大量的文藝作品，而且對我們的生活和整個的人生規劃，以及現實社會建設都有積極意義。

現代美學原理是用馬克思整體觀對美學和文藝學進行探索的嘗試，它是通過能作為能動主體的人，站在人類歷史的高度，整體把握人類生存事實的完整的科學方法。作為主體的人，絕不是空洞抽象的人，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個體。

歌德筆下的浮士德博士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最好的例子。他既有追求愛情，與葛麗卿結合的感性沖動與愿望，也有追求古典藝術的理性沖動，還有實現社會價值創造，達到永恒的審美創造之沖動。一個健全的人勢必要追求從感性沖動再到理性沖動，最后上升到審美創造沖動的全過程，不能只居其一或居其二，應該是一個完整的體系。而且這一體系所達到的高度又是通過不斷否定低層次的沖動來完成的，個體的生命總是指向于共聚物高層次的各種創造，那么就必然要由否定當前不進入到更高境況之中去。浮士德的經歷具有必然性，是人性的普遍表征。

如果說，學習現代美學原理僅僅停留在能分析文學作品這個層面上是遠遠不夠的，這必須使我們關注生活，關心自身，完成人生甚至是社會的完美建構。美學必然要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或者說把美學導向日常生活中去。

這并不是臆想。各種門類的美學，如建筑美學，園林美學，飲食美學……的出現，由此可見，審美早已滲透到日常生活中，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其中最先對這一現象發文評論的當屬陶東風的《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與文化研究的興起――兼論文藝學學科反思》，文章稱審美活動已經超越純藝術的范圍，滲透到大眾生活中，如廣告設計，流行歌曲，街心花園，購物廣場……等等，都表現出審美化的傾向或特征。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認同這一觀點，趙勇的《再談“日常生活審美化”――對陶東風先生一文的簡短回應》，文章從當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語境中生成的理論和社會現象是否符合中國的現實情況這個角度出發，質疑了命題的普適性。朱國華也發文表示， “日常生活審美化”不是一個普遍的命題。

“日常生活審美化”這一命題的提出并不是中國學者，而是英國的邁克?費瑟斯通，他1988年在大眾文化協會大會上的演講就是以《日常生活審美化》為題，后又有韋爾施在《重構美學》中倡導“全球審美化”，“經濟基礎審美化”，“物質審美化”，甚至提出“審美化已經成為全球性首策略” 。1988年召開的第十四屆國際美學會議上弗恩特說道，“審美化正成為當今社會的首要組織原則”，“通過設計，技術以及風格化，美學已滲透到現代性生產世界，商品也具有了文化屬性”。從以上幾位學者的觀點來看，他們所要說明的是生活和技術之間的距離縮小，甚至是界限模糊，審美已經超越純藝術范圍，已經滲透到日常生活中。

陶東風認為，“生活空間和審美空間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小，甚至完全喪失了。購物中心，超級市場，街心花園，度假勝地成為新的審美活動的主要場所（即使是精英知識分子也很少到高雅的美術館，音樂廳去進行審美觀賞）”。①如果我們走出去多轉轉，大概是會同意陶東風的觀點的。深圳的市民中心和深圳圖書館，音樂廳坐落在紅荔路以南的片區，單單是市民中心建筑群，就給人愜意的感受，它的樓頂是流線性設計，像一片此起彼伏的銀色海浪，靠西邊一點有一個略尖的穹頂，特別是到了晚上的時候，市民中心建筑群本來也有燈火，圍繞在周遭的街燈都亮起來，若是能站在圖書館水墻的陽臺上觀望，那真是美極了的。市民中心并不僅僅是觀賞性的建筑，它提供的服務和功能大得多。深圳市博物館就坐落在東區，這里常年舉辦各種展覽，有文物展，畫展，民俗風情展等等不一而足，免費向民眾開放。博物館正門出來是一個廣場，高大的熱帶植物呈環抱狀延伸開去，樹下有許多環形石礅，和高樹相呼應，以供休息之用。西區為通常為各種公共功公益活動提供場地。每周這里都會舉行親子教育活動或是防火防災知識宣講，或者是文藝演出等等。當然這里的布置沒有一般會場的呆板和嚴肅，棗紅色的落地簾，舞臺寬闊大氣，簡約大方的吸頂燈和裝飾燈，灑下來的光線也是柔和，非常體貼人的眼睛。整個觀眾席設計成五舞臺形，坐椅和落地簾的顏色都是莊重的棗紅色，也保持一種和諧，地板是顏色較深的簡易木紋板。我常常在感嘆，這里給人的好感可不會比音樂廳差呢！這些地方都屬于公眾活動空間，但又不只是提供公共服務那么簡單，或者只是一個活動場所。它們本身就具有一種吸引人的物質，一種比較輕松自由的美感。建筑物不是沒有生命氣息的靜態物質，它已經是兼有實用功能和審美效果的有意味的人文設計。生活中像這樣的例子有很多。陜西的“新唐風”建筑 ，廣州天河城，深圳萬象城，還有各地的城市廣場等等，不僅是這些，街市上琳瑯滿目的廣告，家電，日用品，甚至是流行歌曲歌詞，手機短信等等都在挑起人們美的味覺和視覺。當然有人擔心審美滲透到日常生活中，是審美泛化的表現，或者說是審美民主化的癥狀，是審美的“祛魅”“去精英化”，但是這并不能說服所有人都表示認同，自康德提出審美的無功利以來，得到很多人的擁護，反對審美向日常生活傾斜的人則認為這種物質性的審美的美學的墮落。

“任何一門人文科學研究，在我看來都應當對變化著的社會文化現象作出及時而有力的回應”，②而且它不應該是封閉的，應該有海納百川的胸懷。那么，恰恰《現代美學原理》對我們就有這樣的要求，原理學得之后要進行研究應用，再走向現實設計，與現實生活結合，能分析我們身邊的社會現象，更能夠對我們的人生進行美的設計。日常生活審美化是一個必然態勢，審美向生活的傾斜，不僅是社會消費文化使然，也是它發展的內在要求。

注釋：

① 陶東風 著《精英化――去精英化與文學經典建構機制的轉換》.《文藝研究》.2007年第12期.第17頁

② 陶東風 著《日常生活審美化與文化研究的興趣――兼論文藝學的學科反思》.《浙江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第168頁

參考文獻：

篇（11）

調查一:課外書的種類

通過對中學生的課外閱讀情況調查發現,中學生喜歡看的課外書中,30.9%的人選擇了恐怖小說,57.7%的人喜歡看青春小說、武俠小說、奇幻小說、網絡文學和流行雜志等。相比之下,經典名著頗受冷落,只有11.4%的中學生表示愛看經典名著。在調查中,筆者還發現85%的中學生表示“沒有看完”《紅樓夢》,像《高山下的花環》、《紅巖》、《烈火金剛》這些紅色經典書籍,幾乎很少有人去關注。閱讀《飄》、《呼嘯山莊》、《茶花女》、《三個火》等外國名著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調查二:課外書的來源

調查發現50%的中學生的課外書都是由父母購買的,32%的中學生的課外書是老師、同學和親戚推薦的,只有18%的中學生利用節假日自行到書店選購。初三學生張迪說:“我喜歡看漫畫書,從《灌籃高手》到《我為歌狂》,從《死神》到《海賊王》,我幾乎都看過。一套漫畫書往往數百元,價格有點貴,但作為藏品也算是個人愛好吧。”

調查三:看課外書的目的

調查顯示,75%的中學生看課外書是為了娛樂消遣,17%的中學生是為了擴展知識面,只有8%的中學生是為了豐富自己的興趣愛好。趙媛媛是一名初三學生。她從小喜歡閱讀,凡是“目所能及”的書,她都納入閱讀計劃,尤其是文學類作品。不過,自從升入初中,趙媛媛再也不能隨心所欲地看課外書了。因為學校禁止學生往學校帶課外書,一旦被老師發現就被沒收。趙媛媛說:“我看的課外書都是文學類的,是對學習有幫助的,再說,學校閱覽室的名著版本老舊,類型單一,根本不能滿足我的閱讀需求。”

調查四:中學生的閱讀傾向

24.5%的中學生閱讀的課外書為實用型,包括閱讀新聞類、科普知識、人物傳記以及相關的學科輔導書等,75.5%的中學生喜歡閱讀流行的、時尚的言情小說或幻想小說。喜歡科普的中學生一般都讀過《時間簡史》,這是一本探索時間本質和宇宙最前沿的通俗讀物,它改變了人類對宇宙的觀念。這本暢銷世界的《時間簡史》已成為科學著述的里程碑。這不僅歸因于作者史蒂芬?霍金迷人的表達方式,還歸因于他討論的令人敬畏的主題:空間和時間的本性,上帝在創生中的作用,宇宙的歷史和將來。今年初二的馮世章剛剛讀完《奧巴馬回憶錄:我父親的夢想》一書,他說:“這本書主要講述的是奧巴馬的故事。45歲的奧巴馬演說極具魅力,燦爛的笑容更虜獲許多民眾的心。與過去有意競選總統的黑人前輩相比,奧巴馬是首位在初選前民調獲得全國性支持的明日之星,2008年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黑人總統。”

與這些實用型書籍相比,沈陽市某中學的李姍姍則把自己的閱讀點放在青春故事和幻想小說上面。李姍姍說:“我很喜歡雪小禪的書,她的《看我青蛙變王子》、《戲子》、《像冰一樣疼,像火一樣藍》、《一地相思兩處涼》等我都看過。我不僅喜歡她的寫作風格,關鍵是故事情節引人入勝,讀后有一種暖暖的感覺。”在調查中發現,越來越多的中學生把閱讀目光投向了漫畫。趙小天說:“學習太緊張,看漫畫書可以解除疲勞。另外,故事內容富有幻想性,打斗場面很刺激,人物形象逼真,讀了有身臨其境之感。”

分析

名著是歷史積淀下來的文化結晶,無疑有很高的價值,但是由于時代、文化的差異性,使名著與中學生離得越來越遠,甚至產生了“隔膜感”,這就造成了中學生寧愿看漫畫,讀青春小說而不愿意看名著的主要原因。另外,隨著網絡文化的興起,中學生的閱讀習慣也受到了一定的影響,他們以快捷的網上閱讀代替了紙面閱讀。從課外書的來源上看,中學生看名著處于被動,也許是學習時間緊張,也許是名著枯燥乏味,也許是父母的過多干涉……總之,名著就好像是身邊的一縷風,可有可無。

有人認為名著是文學的經典,能影響人的一生;有人認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標桿,為什么一定要讀去名著?到底如何看待這個文化現象?筆者對此進行了深入的調查采訪。

不讀名著的三大理由

理由一:名著內容陳舊,缺少新意

張利偉(初二學生):我們初中生大都不喜歡讀名著,《夢里花落知多少》、《那小子真帥》、《哈利?波特》之類的書倒是很受歡迎。什么原因?名著讀起來十分無聊,使人讀不到一半便不想再往下讀了,就拿《西游記》來說,故事無非是說有一群怪獸貪吃,抓了唐僧就走,而每次又不吃,等著孫悟空來救,最后怪獸輸了。每次的故事無非如此,毫無新意,我讀到一半便不想往下讀了。另外,我感覺名著的語言習慣和我們現在大不一樣,如果看得多了,我還擔心自己模仿上了,那樣就有可能寫不出東西了啊!

理由二:“名著”是閑書,應以學習為主

李宏達(大一學生):上小學的時候,我就開始接觸《水滸傳》《西游記》《格林童話》之類的書了,開始并不是很愿意去看,只是父母總在耳邊說看這些書能受益一輩子。盡管名著中的語言不太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但是我還是能感覺到,里面的故事很經典。

我和“名著”劃清界限是從高一開始的。有個周末,我一睜眼就發現枕頭邊的《紅樓夢》不見了。沒多久,母親敲門進來,對我說:“你已經上高中了,高中就意味著學習,以后不許看這些閑書了。”“閑書?”我詫異地看著母親,一時說不出話來。母親一邊說一邊開始收拾我的書桌,把所有和學習無關的書籍都沒收了,臨走時還呵斥我:“等你考上了名牌大學,隨便你怎么看!”我知道母親這樣做是為了我好,就是一時無法接受她的這種做法。高中三年,我從沒來沒有讀過名著,偶爾看幾眼雜志,也都是母親拿來的。去年,我考上了大連理工大學,給母親交上了一張滿意的答卷,可是每當同學談論文學典籍時,我很少能插上嘴。在此,我要勸學弟學妹一句:不要為了考大學而忽略了豐富自己的課外知識,其實,讀一些名著是很有必要的。

理由三:時間緊,放棄課外閱讀

趙曉冬(初三學生):我從來不看課外書,中外名著,我也打小就沒有接觸過。但是你不能據此斷定我不愛學習,相反,從我有記憶以來一直在忙著,甚至遠遠比一般的同學要忙。記得初一的時候,有個朋友來我家做客。當他看到我的書架上一排一排花花綠綠的書時,大為感嘆地說:“想不到你不是個書呆子嘛,知識面這么豐富啊!”但是不過三分鐘,他又說了一句:“這么多書,怎么連一本名著都沒有啊?”我還沒來得及答話,就被媽媽搶了先:“現在,我家冬冬正準備出國,最重要的是補外語,沒時間看那些課外書。

是啊,小時候是不知道看,現在是沒時間去看,我什么時候才能靜下心來讀一讀名著呀!

讀名著的三大好處

好處一:開拓自己的知識面

田麗莎(學生):讀名著的好處真是數不勝數。它能在我掌握知識的同時,放松心情、陶冶情操;能在我提高文筆的同時,領略到了大文豪們的風采。名著中還能體現許多文豪的人生觀,使我懂得許多人生哲理。讀名著還可以使我們的人生少走許多彎路,不去赴那些過了一輩子失敗人生的人的后塵。《時間簡史》是一本人人都能讀懂的時間簡史,一部深入淺出、簡單明了的科學經典,我讀了三遍。這不僅歸因于作者迷人的表達方式,還歸因于他討論的令人敬畏的主題:空間和時間的本性,上帝在創生中的作用,宇宙的歷史和將來。《時間簡史》讓我受益匪淺,讓我了解了宇宙本性的最前沿的知識。

好處二:提高人的文化素養

董力夫(學生家長):經典書籍是我們永遠需要的,因為經典書籍能提升我們的人文的價值和人文的精神,能夠培養一個人的素養。《老子》、《孟子》、《論語》等古籍看似離我們很遠,但其理論思想一直影響到今天。“百家講壇”風靡一時,它借助名人名家之口將中國古人的思想精髓傳播開來,產生了轟動效應。我認為孩子從小就應該養成讀名著的習慣,讀名著對人格塑造有很大的好處。孩子通過這些不朽的文學作品來認識世界和感悟世界,增強對真善美、假惡丑的認識和理解。這種對人生哲理潛移默化的接受,比我們大人膚淺的說教要深刻得多、有效得多。

好處三:幫助提高學習成績

趙維江(語文教師):大部分中學生不讀名著,原因很復雜,有來自家庭和學校的因素,也有是出于個人原因。隨著競爭的日益激烈,中學生熱衷于考大學是情理之事。在實用主義、功利主義和享樂主義充斥下,一些中學生跟著浮躁的風氣走,撲向網絡和卡通,名著當然就被冷落了。但是,名著都是經典,而經典是永恒的,有著永恒的價值和魅力。我們不能為了一時的玩樂而忽略了對經典的閱讀。說到名著與考試的關系,這幾年,部分省市為了提倡讀名著,語文卷都要出幾分的“名著題”,“名著題”多是普及性的簡單知識的填空。有些同學認為分數少,不得也罷,其實,“名著題”是很容易拉開分數的,如果同學們對名著很了解,對提高考試成績會助上一臂之力。

鏈接:中學生必看的十大名著

《老人與海》

推薦理由:小說語言簡潔,情節激動人心,洋溢著英雄主義精神,深深吸引著世界各國的讀者。1954年,《老人與海》使海明威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部小說從此成為家喻戶曉的世界文學名著。

《邊城》

推薦理由:《邊城》,被稱為中國現代文學中的不朽杰作。該書分別從沈從文的《湘行散記》、《湘西》、《從文自傳》中搜輯名篇,基本囊括了沈從文作品的精髓,且較能體現沈氏文風的別樣神采。

《繁星?春水》

推薦理由:作用微帶著憂愁的溫柔的筆調,述說了心中的感受,同時也在探索著生命的意義和表達著要認知世界本相的愿望。

《駱駝祥子》

推薦理由:作者善于調動各種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作者創造性地運用北京市民的口語,使通俗樸素的語言文字變得生動新鮮,充滿了民族風格和地方特色。

《格列佛游記》

推薦理由:該書充滿了奇異的想像和童話色彩。辛辣、尖銳而深刻的諷刺是該書的靈魂所在。另外,作者借游記、借外人之眼來評議自己國家的現狀。

《魯濱孫漂流記》

推薦理由:小說對魯濱孫荒島生活的描寫逼真自然,表現了作者非凡的想象力和藝術表現力。小說語言明白曉暢,樸素生動。

《名人傳》(《貝多芬傳》《米開朗琪羅傳》《托爾斯泰傳》)

推薦理由:該書采用大量的引文,抓住“傳主”最主要的性格特征,使之成為統領全篇的靈魂,產生動人心魄的力量。書中,作者多側面地去表現“傳主”在身體上和精神上遭受的磨難,他們對無限苦難的不懈抗爭,以及在抗爭中爆發出來的生命激情。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推薦理由:這是一部閃爍著崇高的理想主義光芒的長篇小說。小說寫人物以敘事和描寫為主,同時穿插內心獨白、書信和日記、格言警句等,使人物形象有血有肉。

《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