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反詐宣傳形式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按照《全區防范電信網絡詐騙違法犯罪宣傳起步年活動實施方案》要求，我辦及時開展宣傳工作，有效的預防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增強了機關干部防騙意識，現將上半年活動開展情況報告如下：

1、提高認識，安排部署。我辦及時召集全體干部，集中學習了《全區防范電信網絡詐騙違法犯罪宣傳起步年活動實施方案》，明確了活動的主題內容、重點及具體要求，并對我辦認真開展宣傳活動進行了安排部署，要求全體干部按照“防范為先、專群結合、部門聯動、社會參與、全域覆蓋”和“系統內部零發生、關聯人員全覆蓋、服務對象無遺漏”的要求，參與到全區防范電信網絡詐騙違法犯罪宣傳起步年活動中來。同時，確定了分管領導和責任股室，確保了活動扎實有效開展。

篇（2）

預防電信網絡詐騙，老年群體應是重中之重。老年群體獲得信息的渠道比較單一，對最新騙術的了解非常有限，通常不掌握專業知識、缺乏經驗，很容易上當受騙。同時，許多老年人身體、經濟狀況不佳，對健康養生、情感交流與養老錢的增值尤為渴望，更容易被騙子趁虛而入。

因此，全社會應共同守護好“銀發族”的幸福晚年。廣大社區民警、社區工作者、志愿者等要深入社區村居，為群眾尤其是老年群體進行反詐宣傳。

針對不同類型電詐案件的特點，通過發放宣傳資料、面對面講解等形式，列舉案件種類及騙子慣用手法，使用老年人喜聞樂見的形式剖析典型案例，告誡老年人不要相信以各種理由索要財物的陌生電話或短信，遇事應及時與兒女、親屬溝通商議或撥打報警電話，提醒大家如何識別詐騙行為，手把手引導老年人安裝、使用國家反詐中心App，為老年群體遠離電信網絡詐騙筑起安全屏障。

此外，親情的關懷也必不可少。家庭成員和子女要時常關注老年人的思想動態和情感需求，普及防詐知識，多做風險提醒，主動幫助老年人遠離詐騙陷阱。

01

古董收藏詐騙

古董收藏套路多 多學多看不轉帳

案件回放

“唐代玉佩”急出手

老人沖動忙預定

8月12日，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城中路派出所接到轄區劉老伯的報警，稱被推銷購買了一塊唐代玉佩，疑似被騙。經了解，劉老伯因動拆遷被安置在大型居住社區，子女移居國外，是一名獨居老人，平日的生活起居由保姆和社區志愿者共同照料。

劉老伯閑來無事喜歡到小區花園與其他老人下象棋。一天，在下棋過程中，他遇到了一群人在談論玉器，其中一人見劉老伯對此頗有興趣，便極力向他介紹。說是有一老板欠了債，想以“玉”抵債，此玉佩是唐朝的，極具收藏價值和增值空間。劉老伯聽后有些心動，當他表示想再和子女商量一下時，對方又說，這塊玉佩如果再不賣掉就會被拍賣，還可能會被境外人員拍走。劉老伯一聽，更是被激發出愛國情懷，他當下通過手機支付向騙子繳納了5000元意向金。回家后，劉老伯向子女提到這件事后，子女覺得不對勁，便讓老伯與對方再次微信聯系，老伯這才發現已被拉黑。

民警調查發現，與劉老伯一起下象棋的幾名年輕人并非本小區居民。民警根據線索很快鎖定了犯罪嫌疑人李某、張某和袁某。三人交代，他們通常會混跡在街心花園象棋攤、廣場舞人員聚集處，尋找看上去經濟條件不錯的老年人，通過事先排練好的臺詞，偽裝成古董收藏家假裝談論古董。其中一人以“還賭債”“地下拍賣”“急用錢”等為由頭向老人推銷所謂的古董，另外兩人則在一旁附和，阻止老人與家人聯系，并以“機不可失”等言語刺激老人沖動之下繳納定金。待錢款一到手，三人便馬上消失不見。

民警支招

親友求助時務必仔細求證

石何岐（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城中路派出所所長）：

古董收藏需要很強的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很多老年人缺乏專業經驗，再加上與外界溝通較少、防范意識弱，經受不住所謂的“好前景”“高利潤”誘惑，就很容易上當受騙。因此，廣大老年朋友在收藏古董時，切勿相信陌生人所謂的“專家”“機構”“證書”，警惕“低風險、高回報”的所謂“收藏投資”。

02

冒充親人詐騙

“孫子”來騙錢 奶奶險上當

案件回放

“孫子”急需8萬元

民警揭其真面目

8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東分局高行派出所接到報警稱，轄區某銀行大廳內有位七旬老太要轉賬8萬元到陌生賬戶，疑似被騙。值班民警立即趕赴現場，卻被工作人員告知老太已經離開了。民警當即決定先趕到老人家中查看情況。

民警來到老人家門口時，發現滿臉焦急的當事人瞿老太正急得團團轉。原來，當天一大早，她就接到“孫子”打來的電話，聲稱因開車撞傷人被公安機關抓了，急需8萬元私了。電話那頭，瞬間又有一個“派出所所長”搶過電話，要求立即匯款，不然就直接拘留瞿老太的孫子。心急如焚的瞿老太立即按照對方要求趕赴銀行要進行轉賬，所幸被警覺的工作人員攔下并報警。

面對民警的勸阻，瞿老太仍然半信半疑，堅信電話那頭的人就是她的孫子。為了消除老人的顧慮，民警當即撥通了瞿老太孫子的電話求證，確認一切都是子虛烏有的事情。至此，瞿老太才徹底放心，并對警方和銀行工作人員的勸阻表示感謝。

民警支招

親友求助時務必仔細求證

羅春翔（上海市公安局浦東分局高行派出所民警）：

老年人一旦接到親友打來的此類求助電話，一定要保持冷靜，仔細核實對方身份，并向其他家庭成員詢問情況。晚輩則要多關心家中老人，和老人們常聯系、多溝通，讓老人熟悉自己的聲音和近期活動，不給不法分子留有可乘之機。如果老人需要為晚輩轉賬匯款，一定要提前了解核實情況，千萬不要因一時沖動落入犯罪分子的圈套。萬一被騙，要立即報警。

03

民族資產解凍類詐騙

28萬轉手變128萬？

天上不會掉餡餅

案件回放

打著“扶貧項目”的幌子

實施詐騙

近日，家住浙江省紹興市越城區的李女士硬拉著年近七旬的老父親來到轄區派出所報警，稱父親在網上投資被人騙了28元。

原來，李大爺被朋友拉入了一個名為“一帶一路扶貧項目”的微信群，群內的負責人向其介紹：有一筆海外的民族資產即將解凍，將用于“一帶一路精準扶貧”等項目，只要在解凍前投資28元作為啟動資金，即可享受128萬元的國家“福報”。

當事人被騙的金額雖然只有28元，但其背后很可能有“大魚”。紹興市公安局越城區分局刑偵大隊會同責任區打擊隊、稽山派出所辦案隊，在市、區兩級偵查中心支撐下，通過對線索的深度經營研判，讓一個遍布全國15個省份的特大民族資產解凍詐騙團伙逐漸浮出水面。

位于詐騙鏈頂端的廣西百色籍犯罪嫌疑人王某等人，密謀針對全國各地的老年人以“民族資產解凍”為幌子實施詐騙，為此編造一個受國家扶持、銀監會牽頭的《潘某某款項扶貧項目結合“一帶一路”項目》，謊稱該項目只需要發展5萬個會員，每個人繳納28元即可獲得會員資格，在項目完成之后預期獲利人民幣128萬元。

王某等人還在該項目內設立總部、總隊、支隊、大隊和小隊層級構建，在全國范圍內發展下屬四層構架人員，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擴散發展會員，在微信、QQ群內虛假的中央國家機關文件、圖片和信息，謊稱28元會費將用于制作《資金來源證》《合法資金使用證》等證件。經查，該團伙已在全國多地詐騙5萬余人。

越城區分局派出精干警力分赴各地開展統一收網行動，抓獲犯罪嫌疑人69名，徹底斬斷了該犯罪集團的上下游相關產業鏈。

民警支招

莫相信“小投入、高回報”

王前（浙江省紹興市公安局越城區分局稽山派出所民警）：

近年來，不法分子通過編造“國家精準扶貧”“一帶一路”“民族資產眾籌”“民族資產解凍”等項目，偽造“主席令”“密令”等所謂國家機關印章和文件，以“小投入、高回報”為誘餌，通過吸納成員、吸收資金等手段，逐步發展成為層級鮮明的龐大詐騙組織，頻繁利用電信、網絡、銀行轉賬等途徑對老年人群體實施詐騙犯罪，嚴重侵害了人民群眾的財產安全，擾亂了社會經濟秩序。廣大群眾尤其是老年人應看清此類犯罪手法，做到“不相信、不轉發、不發展、不交錢”。子女們也要多向父母進行普法宣傳教育，一旦發現違法犯罪線索，要及時向當地公安機關舉報。

04

以房養老詐騙

陷入“以房養老”騙局

老伯財產險遭損失

案件回放

民警及時勸阻 老伯保住房產

前段時間，家住上海市長寧區的齊老伯差點落入騙子的陷阱，幸得社區民警及時勸阻，齊老伯的房產才得以保住。

8月16日，上海市公安局長寧分局天山路派出所社區民警孫禮鋼接到轄區居委會工作人員反映，居民齊老伯要辦理房產抵押的業務。齊老伯退休前是大學老師，子女都在國外，生活條件不錯，為什么要抵押這套唯一的自住房屋呢？孫禮鋼立即上門向齊老伯詢問了情況。

原來，齊老伯前幾天接到了“保險公司楊經理”的電話，因為對方準確地說出了齊老伯在這家保險公司投保的個人信息，齊老伯并沒有懷疑對方的身份。一番噓寒問暖之后，“楊經理”介紹了公司新推出一個“以房養老”的商業計劃。按照對方的說法，只要將自己目前居住的這套房屋進行抵押，用抵押來的資金投資，就能每月獲得一筆“養老金”，晚年生活更有品質，同時也減輕了子女的負擔。齊老伯在“楊經理”的指導下，著手操辦房屋抵押的手續。

經仔細了解，孫禮鋼發現“楊經理”其實是要齊老伯將抵押房產借來的錢拿去購買所謂的“理財產品”。孫禮鋼直接撥通了楊某的電話并表明身份，對方含糊其詞后便掛斷了電話。在民警提醒下，齊老伯這才意識到自己差點落入騙子的陷阱，及時打消了抵押房產的想法。

民警支招

警惕“抵押—借款—理財”騙局

孫禮鋼（上海市公安局長寧分局天山路派出所社區民警）：

在此類“以房養老”的騙局中，騙子利用老年人名下有房產、防范能力弱又尋求養老保障、對集資詐騙認識不足的特點，引誘當事人將抵押房產得來的資金進行高風險投資。這種“抵押—借款—理財”的方式，投資主體復雜，風險極高，很有可能最終血本無歸。老年人需要提高識別騙局的能力，樹立理性投資理財的觀念。在購買投資理財產品時，應該選擇正規金融機構，咨詢正規金融機構的專業人員。同時，老年人也要注意保護好自己的個人信息。一些犯罪分子會利用旅游、參觀、贈送禮品等“餡餅”，來套取老年人的個人信息，再利用這些信息來從事非法活動。所以，不要輕易將個人信息提供給陌生人。若發現自己的個人信息被人冒用使用，應及時向公安機關報案，或向有關金融監管部門反映情況。

05

婚戀詐騙

騙局環環相扣

六旬大爺婚外戀花了上百萬

案件回放

網聊結識“有緣人”

60歲的老金長期在浙江省樂清市經商，家庭、事業有成。2015年，喜歡網聊的老金通過微信添加了“附近的人”劉女士，兩人相見恨晚，沒聊多久便以情侶相稱。隨后，劉女士主動來樂清找老金，并與其發生了關系。回程時，老金給了劉女士6000元作為路費。沒多久，劉女士告訴老金自己懷孕了，擔心會對家庭造成影響的老金一次次給劉女士匯錢。沒過多久，劉女士給老金發來一張孩子的照片，稱自己已順利生產。為了穩住事態，老金只能不斷地給劉女士匯錢，幾年下來共計匯款58萬余元。

2017年，自稱是劉女士閨蜜的蔣女士在微信上主動找上老金，對他不負責的行為表示憤憤不平。隨著一來一回的聊天，兩人竟相互產生愛慕之情。隨后，蔣女士主動來樂清找老金，確立了戀愛關系。蔣女士要錢的套路也不一般：老家建房、家人生病、日常開銷……各種理由層出不窮。被感情沖昏了頭腦的老金一一應允，累積花費了48萬余元。

異常的資金支出，使老金家人不禁心生懷疑。在反復質問下，老金說出了自己與劉女士、蔣女士的不正當關系，意識到問題的老金一家人便向樂清市公安局報了警。民警偵查后發現，與老金在網上聊天的女子均是男子孫某假扮的。孫某被抓獲后交代，自己因網絡賭博欠下巨債，想在老金身上騙些錢，便找來兩名女子一起實施詐騙。

民警支招

警惕“抵押—借款—理財”騙局

張權健（浙江省樂清市公安局柳市分局民警）：

網絡空間里“美女蛇詐騙”時有發生，若遇到異常熱情、聯系時間很短就主動要求確立情侶關系的人，需要提高警惕。即使是視頻聊天、真人見過面，也不要輕易相信對方。有些心懷不軌的人，出于非法目的跟你交往，會一步步慢慢引你入套。他們通常會和你聊一些情感話題，等接觸一段時間后，便會提出見面路費、生病救急、游戲充值、投資開業等匯款要求。一旦遇到此類情況，切勿輕信對方的承諾，并及時尋求警方幫助。

06

保健品詐騙

警惕“名醫”推薦的

“包治百病特效藥”

案件回放

“特效藥”加價8倍賣出

今年3月，朱阿婆收到一份快遞，寄件方是一家保健品公司，里面有一臺電子評書機。一個自稱是某醫院專家張教授的中年磁性男聲娓娓道來，介紹一款專治老年病的“特效藥”。“張教授”稱，這款藥能夠“有病治病、無病養生”，不僅能治高血壓、低血壓、糖尿病，還能調理身體，緩解腰腿酸疼、陽氣不足等老年人常見的健康問題，這讓患有高血壓的朱阿婆十分心動。不久，她便接到公司打來的回訪電話，在對方的熱情推銷下，朱阿婆以每盒433元的價格訂購了3盒，不僅自己吃，還給患低血壓的妹妹送去一盒。

老姐妹倆吃著藥，感覺藥性不足，正猶豫著要不要加購時，朱阿婆接到了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區公安局民警的電話。民警說，朱阿婆買到的根本不是什么“特效藥”，而是用低價保健品冒充的。

評書機里的“張教授”也被抓了。原來，吳江警方經縝密偵查，成功打掉一個以杜某為首的電信網絡詐騙團伙。該團伙專門針對老年人渴望養生治病的心理，杜撰名醫“張教授”，通過偽造“特效藥”、定向郵寄“電子評書機”、電話回訪推銷等方式，將原價50元的保健品，以超過8倍的價格通過電話進行推銷。一同被抓的，還有杜某的15名同伙，該團伙的涉案金額達260余萬元。

經查，原本從事保健品銷售工作的杜某低價采購常規保健品，通過偽造使用說明書、改變外包裝等方式，把保健品包裝成擁有“藥字號”標識的“特效藥”。目前，杜某等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逮捕。

民警支招

樹立正確的保健治病理念

呂順（江蘇省XX市XX區公安局民警）：

本案中，杜某等人套上三層用來偽裝的“畫皮”，讓很多老年人在不知不覺間上當受騙。一是“產品偽裝”，即偽造使用說明書和“藥字號”標識，讓受騙者誤以為自己購買的是正規藥品；二是“人員偽裝”，使用免費郵寄的評書機，用具有親和力的男聲，讓受騙者放松警惕，再冠以知名醫院專家教授的名頭，進一步取得受騙者的信任；三是“故事偽裝”，在免費郵寄的評書機中開展保健養生講座，用大量所謂的“身邊故事”來刺激老年人“惜命”“養生”的心理期望。同時，該團伙還利用非法獲取的個人信息，以“健康顧問”的身份打電話詢問受騙者健康狀況，鼓吹治療功效，推銷所謂的“特效藥”。廣大中老年朋友要擦亮雙眼，保護好自己的個人信息，對陌生電話不要接，對陌生郵件、包裹不要收。一旦發現異常，要及時和親友或警方聯系、咨詢。同時，樹立正確的保健養生理念，如果確實身體感到不適，要到正規醫院檢查，應通過正規渠道購買藥品或保健品，并通過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網站查詢確定真偽。

07

養老理財詐騙

誤入理財陷阱

退休老人被騙

案件回放

投資“數字貨幣”被騙

日前，70歲的蔡大爺慌張地來到江蘇省徐州市公安局景區分局珠山派出所報警稱，自己退休多年，手頭有些閑錢，可沒有什么投資經驗，就經常在手機上查看一些理財信息，夢想著也能賺上一些，不料卻誤入虛假投資理財詐騙陷阱，被騙了15萬余元。

原來，一個月前，蔡大爺被一名不大熟悉的微信好友拉進一個微信群，在群中網友們交流數字貨幣投資體會，分享經驗，有些人曬出自己投資盈利截圖，還不斷有人發送老師講理財課的直播鏈接。蔡大爺在群里觀察了幾天，覺得講得不錯，眼見不少成員獲利頗豐，難免有些心動。又過了幾天，群主“助力—夢潔”、管理員“余成業”主動聯系蔡大爺，向他詳細講解數字貨幣的投資前景和具體操作技巧，并推薦了“開戶總監”，讓他們互相加了微信好友。隨后，蔡大爺按照“開戶總監”的指導，下載了一個App，注冊了賬戶。

在接下來的一個月里，蔡大爺經不住“開戶總監”的勸導，在該App內使用銀行卡先后5次購買了數字貨幣，花費15.57萬元。后來，蔡大爺多次嘗試提現都未成功，聯系對方也沒人理睬，才發現被騙。

民警支招

篇（3）

3.保護尊嚴，杜絕揭人隱私。現代慈善，透明中又有不透明。慈善家的宴會往往不讓記者參加，這在巴比晚宴過程中表現得十分突出。許多項目的決定贓要在捐贈人。捐贈人尊嚴十分重要，不能是誰從事慈善就要將其作為“公眾人物”而進行全面審查，這會使慈善變成令人望而生畏的祭壇。恰恰相反，現代慈善應該是讓人心靈和道德得以不斷凈化和升華的圣壇。

4.捐贈權高于社會知情權。捐贈者可以不公開、不透明，充分尊重捐贈人的意愿，是現代慈善的一個品格，而受贈方則往往比捐贈者受到更多的監督。我國有關法律對于捐贈人的權益也給予多方面的保護。但是，由于受一些因素的影響，人們往往習慣于對捐贈者本人特別是對名人的捐贈行為進行嚴格監督，形成了一種捐贈越多越被監督、不捐贈則安全的畸形現象。而項目的進展、組織行為的規范和受捐者的狀況往往被忽略。

5.全民慈善優于富人慈善。現代慈善特別鼓勵大眾參與，廣開參與之門。對每年不到一萬美元或英鎊的社區類的小型基金會，沒有太多監管行為，主要是給大眾參與提供方便。

當然，西方視教會為慈善組織，教會的活動又相當普及，捐贈行為甚至每周都發生，客觀上也是能夠實現經常捐贈的一個平臺。現代慈善還大開志愿服務渠道，有的國家20％甚至50％以上人口都要參與志愿服務活動，從而使大量社會問題能夠及時在社區層面得到解決。

6.高調個性倡導而不是低調倡導。現代慈善十分個性化。一百多年前，卡內基進入慈善界就很高調，當然他是身體力行，還提出了捐贈的重點領域。許多慈善家都是公開宣揚自身的慈善行為，并且還要把家庭的慈善傳承理論化而廣為宣傳。而以慈善家的名字命名的基金會、建筑物、大學、圖書館、博物館等，相當普遍。

7.善意壓力而不是依賴自發。最突出的表現是比爾?蓋茨和巴菲特，他們明確要富豪們承諾將來要捐贈一半財產，還計算有多少人給出了承諾。這些善意的壓力不是政府的活動，完全來自民間。

8.組織發達而不是個體單干。既要彰顯個性，又不是個體單干，怎么解決這一矛盾?現代西方往往成立眾多家庭或家族基金會，慈善事業的主體是組織化的家庭，家庭基金會有許多。美國的十多萬基金會中，90％以上為私人和家庭出資建立的基金會。各國建立基金會的門檻相當低，特別鼓勵家庭或家族成立基金會以實現捐贈意愿。

相比較而言，我國當前的基金會過少，只有兩千多個。而基金會門檻又過高，大眾捐贈的組織化程序還相當復雜，絕大多數人的愛心捐款沒有順暢實現，因此出現了人們自覺不自覺地將基金會與政府行政機構等量齊觀的現象。同時也出現了許多基金會簡單模仿行政行為的現象，公眾也免不了按照政府的行為標準來評價慈善組織。

篇（4）

慶安縣深入貫徹落實中央、省、市、縣政法隊伍教育整頓工作總體安排部署，按照《關于在全省政法隊伍教育整頓中深人開展“我為群眾辦實事”實踐活動實施方案》的要求，持續深入開展“我為群眾辦實事”活動，推動政法隊伍教育整頓的成果轉化，努力踐行執法司法為民，切實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取得突出成效。現將工作情況匯報如下：

（一）提高重視程度，周密安排部署。縣政法隊伍教育整頓領導小組高度重視“我為群眾辦實事”活動，按照省教育整頓辦印發《關于在全省政法隊伍教育整頓中深人開展“我為群眾辦實事”實踐活動實施方案》和市教育整頓辦印發的《綏化市政法隊伍持續深入開展“我為群眾辦實事”實踐活動任務清單》要求，要求政法各單位分別制定任務清單，4月27日，縣政法隊伍教育整頓領導小組辦公室組織政法各單位開展“我為群眾辦實事”現場宣傳活動，集中推出便民利企措施33項，向社會和群眾作出承諾，推動“我為群眾辦實事”深入開展。縣教育整頓辦還通過下發工作清單、工作提示單等方式推動“我為群眾辦實事”活動的任務落實。

（二）堅持開門整頓，傾聽群眾聲音。堅持開門搞好教育整頓，廣泛聽取社會各界和廣大群眾的意見建議。縣教育整頓辦下發了《慶安縣政法工作調查問卷》200份，集中開展“五進”“五必訪”活動，走訪企業、社區、學校以及其他相關組織機構團體等共計30余個，召開了街道社區基層群眾代表和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兩個座談會，征求基層群眾和社會各界的意見建議，共召開不同層面座談會14次，征求意見建議77條，已全部制定整改措施，確保件件有落實。

（三）創新活動載體，推進工作落實。政法各單位從實際出發，積極探索創新各具特色的活動載體，確保“我為群眾辦實事”活動走深走實。縣公安局組織開展了“一助兩護三打四查五進六宣”和“十百千”活動為載體，即：開展助力企業生產經營、做好護學、護農工作、開展“三大整治打擊行動”、做好四個領域的安全檢查工作、組織開展宣傳“五進”走訪活動，組織開展“六大普法宣活動”，全面推行“十個便民”措施，以及全面推進“百萬民警進千萬家活動”，動員全局民警、輔警積極投身到此次愛民實踐主題活動中，截止目前，全局共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2560余件，收到群眾贈送錦旗6面。縣法院充分發揮“說和人老李”調解工作室品牌效能，堅持把矛盾糾紛化解在訴前。3月1日以來，“老李”辦結訴前調解案件244件，通過線上調解案件100件。縣檢察院班子成員主動“送法入企”。特別是非公企業受到2次疫情影響，生產經營和復工復產受到影響，主動與就業局和勞務派遣公司聯系，協調解決用人荒難題。縣司法局大力開展“比能力賽作風”活動，打造高素質專業化隊伍，構建高質量營商環境。

（四）聚焦主責主業，踐行執法司法為民。縣委政法委結合落實縣委“萬名黨員干部進社區、走小區、交朋友、辦實事”主題活動，依托縣法學會組建法律服務團隊開展“我為群眾辦實事”便民利企服務活動，在瑞豐農業服務有限公司，為公司的32個合作社近2000戶社員在“備春耕”生產期間提供免費法律咨詢。在慶安在綠都源米業有限公司，發放憲法、民法典、勞動法等法律法規書籍和宣傳手冊，同時解答了企業提出的合同糾紛、貸款超期利率等方面的問題，縣供銷合作社聯合社還聘請了縣法學會常務理事、天成律師事務所主任朱朝陽擔任法律顧問，為縣社及其下屬8個公司、13個基層社230名職工的合法權益提供法律服務。縣公安局堅持打擊服務并重，集中開展了清查收繳非法槍爆物品集中統一行動、打擊整治黃賭專項行動、整治“反電詐信詐騙”等系列行動，共破獲刑事案件43起，刑事拘留14人，行政拘留57人，取保候審22人，逮捕15人，起訴60人。破獲電信詐騙3起，挽回群眾損失1萬6千余元。交警大隊車管所實行了8項便民服務措施，出入境管理大隊推出了10項方便老年人的服務新措施，在警務驛站推行了“我代辦”“一站式”服務活動，僅5月份，驛站為群眾辦理各類業務700余起，深受群眾好評與歡迎，車管所服務窗口自創了“不走回頭路”服務機制，實現了“一次排隊、一次受理、一次辦結”目標要求。縣法院暢通立案渠道，實現案件“當場立、自助立、網上立、就近立”，立案正確率100%，深入走訪矛盾糾紛易發處、特殊群體、危困企業和相關機關，走訪企業5家，與企業開展座談2次，當場釋法答疑9條。開展巡回審判，針對路途較遠的偏僻村屯農民立案不便的情況，采取巡回審判流動辦案，就地立案、就地開庭、就地審理、當庭結案的形式辦案。開展為期一個月的“春雷行動”，解決14名農民工工資問題，執行到位標的90余萬元。縣檢察院對城鎮中小學校園周邊環境進行集中治理，對發現的問題，建立整改臺帳，分別制發檢察建議，限期整改到位。縣司法局提高創新意識，簡化法律援助程序，為特殊群體開辟“綠色通道”法律服務，為農民工討薪維權。截止目前，共辦理農民工討薪案件27件，挽回經濟損失30余萬元。

篇（5）

誠實守信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積淀的傳統美德，無論是治國、經商、做人都必須堅守誠信理念。古人云：行必誠，言必信；法必依，治必嚴。無信則人危，無法則國亂。何謂“誠信”？誠者，天之道，人之道，真實無妄之謂也。“信”是講信用，重承諾，一言九鼎，一諾千金。“誠”和“信”從結構上都有“言”字，言之有成乃為誠，人言無妄方為信。“誠信”就是誠實守信，說話算數，說到做到，言行一致。

誠信不但是一個道德概念、文化概念，而且也是一個經濟概念。構建和諧社會，既要靠法律規范，也要靠道德修養，要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自古在商品交換中，就提倡公平交易、誠實守信、童叟無欺。在經濟市場化、文化多元化的現代社會，更需要誠實守信的美德來維系和支撐經濟和文化活動。從宏觀上說，誠信事關國家整體競爭力、社會和諧和文明進步；從微觀上說，誠信事關企業可持續發展的生存之本，關乎個人的命運和事業發展。體現在價格誠信上，就是市場主體的價格行為必須誠實守信、不欺不詐。當前，進一步深入推進價格誠信建設，既是迫切的現實需要，也是長遠的歷史需要：

（一）價格誠信建設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就提出：“要適應我國社會的深刻變化，把和諧社會建設擺在重要位置，注重激發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增強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誠信意識，維護社會安定。”積極推進經營者價格誠信建設，是價格主管部門服務于構建和諧社會大局的重要舉措。價格欺詐等不正當價格行為大量存在，侵害人民群眾特別是社會困難群體的利益，容易引發社會不穩定因素。在嚴厲打擊各種不正當價格行為的同時，積極推進經營者價格誠信建設，大力宣傳價格法律、法規、政策，在經營者中形成一種人人守信、個個踐諾的社會氛圍，市場購物環境得到改善，市場價格秩序得到規范，這樣就能夠減少價格糾紛，緩解社會矛盾。做好經營者價格誠信工作，可以實現政府、企業、消費者多贏的局面，有利于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

（二）價格誠信建設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

總理在整頓規范市場經濟秩序會議上深刻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信用經濟是現代市場的基石，沒有信用就沒有秩序，市場經濟就不可能健康發展。”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信用經濟，信用交易是市場交易的最高形式，成本最低，最可持續。市場的核心是競爭，競爭的核心是價格。價格誠信是企業的良好口碑和無形資產。只有大力提倡價格誠信建設，在商品和服務價格行為上將信用交易不斷升級、貫穿始終，才能逐步完善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三）價格誠信建設是整頓和規范市場秩序的需要

價格涉及千家萬戶，涉及方方面面。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生產、交換、消費過程，是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而供求關系最終要反映到價格上來，完善的市場秩序離不開建立在誠信基礎上的價格秩序作為支撐。目前市場上各種不正當價格行為還比較普遍，消費者反映強烈，整頓和規范市場價格秩序的任務很重。實踐證明，加強價格執法是推進價格誠信建設的關鍵。重典才能治亂，通過加強價格執法，糾正各種不正當價格行為。但是，由于法律法規不健全，檢查力量不足又受到制約，我們必須一手抓查處，一手抓誠信，既要堵，更要疏，既要查處，更要規范。通過推進經營者價格誠信建設，延伸價格行政執法的觸角，強化企業內部約束和社會外部監督，使執法檢查的“關口”前移，促使經營者把恪守誠實信用的職業道德發展為一種自覺行為，從而達到治本的效果。

（四）價格誠信建設是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需要

目前，國家發展改革委正在牽頭制定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是一個規模宏大的系統工程，是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治本之策，價格誠信建設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開展價格誠信建設活動，服務于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大局，對保障市場機制正常運轉、降低社會交易成本、提高經濟運行效率，都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五）價格誠信建設是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需要

美國總統富蘭克林說過：失足，你可以馬上恢復站立；失信，你也許永難挽回。信用既是無形的力量，也是無形的財富。誠信是企業安身立命之基、拼搏取勝之本、發展壯大之源。在商言道，獨尊人格，人格至尊，惟尚信用。對于那些真正的企業家來說，他們視信譽為生命，寧可虧損，絕不失信。在堅守信用的同時，也贏得了消費者的信賴，贏得了市場，贏得了未來。堅持誠信經營，對于企業樹立良好的品牌、信譽和形象，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始終立于不敗之地具有重要作用。是否堅守誠信理念，在我看來，也是“企業家”區別于“商人”的重要標志。

二、價格誠信建設已經取得積極進展

價格主管部門開展價格誠信活動，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1987年6月，原國家物價局、國家計量局、商業部、全國總工會、中國消費者協會聯合印發了《關于進一步開展“物價計量信得過”活動的通知》，各地陸續開展了“雙信”評選活動，推進價格誠信建設開始成為價格主管部門的重要任務。2004年國家發改委印發了《關于進一步推進經營者價格誠信建設工作的意見》（發改價檢〔2004〕2832號），2005年召開了全國價格誠信建設工作會議，提出了整體推進、重點突破、積極推動經營者價格誠信建設的總體思路。2006年以來，大力組織各級價格主管部門開展“價格服務進商場”、“價格服務進企業”等價格公共服務活動。總結過去價格主管部門推進的價格誠信建設工作，內容不斷豐富，形式不斷變化，成效不斷顯現。近兩年，我們圍繞“價格誠信建設”開展的主要工作有：

（一）加強市場價格監管，推進價格誠信建設

近年來，各級價格主管部門緊緊圍繞“穩定物價總水平”這一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開展了反價格欺詐、打擊惡意囤積、查處散布漲價信息擾亂市場秩序等幾項具有較大社會影響的專項整治行動，對大蒜、綠豆、中藥材等經營者囤積、哄抬價格的行為，對家樂福、沃爾瑪、百盛等超市商場的價格欺詐行為進行了嚴厲打擊，目前正在對社會上炒得沸沸揚揚的京東、蘇寧、國美的價格大戰進行檢查。推進了反價格壟斷執法實踐，組織了醫療、教育、房地產、銀行等行業價格收費的專項檢查，加強法制建設和隊伍建設，各項工作都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亮點紛呈。通過查處各種價格違法行為、穩定物價總水平、規范市場價格秩序、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保護廣大人民群眾利益，強化了商家的價格誠信意識，有力地促進了價格誠信建設。

（二）推行明碼實價工作，促進價格誠信建設

2000年，原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關于商品和服務實行明碼標價的規定》（第8號令）頒布以來，明碼標價工作取得了很大進展。但是，仍存在個別行業、領域明碼標價工作不落實，標價不規范問題，有的雖有標價，但標價嚴重不實，甚至利用標價搞價格欺詐等，社會各界反映強烈。為了規范企業價格行為，引導企業依法誠信經營，維護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秩序，營造放心省心舒心的和諧消費環境，各級價格主管部門在大力查處價格違法行為的同時，積極推進明碼實價，促進社會誠信建設。經過多年明碼標價工作的探索積累，推進明碼實價的社會環境和條件已基本具備，2011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和中國消費者協會聯合發起“推進明碼實價”活動，部分企業自愿作出《明碼實價自律承諾》，在社會各界產生了非常積極的反響。隨后，國家發展改革委和中國消費者協會在全國范圍內組織推進明碼實價工作。明碼實價工作既方便了消費者，又提高了交易效率，對規范經營者價格行為、解決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維護消費者利益、促進價格誠信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

（三）參與“誠信興商”活動，加強價格誠信建設

由商務部、、發改委、工信部等十六部委舉辦的“誠信興商宣傳月”活動已連續成功舉辦了7年，各部門、各地方高度重視、積極配合、周密部署，開展了別具特色的誠信宣傳活動，取得了良好效果。為深入推動誠信宣傳教育工作，提高全社會守法誠信意識，今年繼續開展“誠信興商宣傳月”活動，國家發展改革委積極參與，具體工作由價監局承擔。另外，國家發展改革委財經司牽頭組織起草、實施《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3—2020）》，價監局負責《規劃綱要》中商務誠信建設有關“完善價格領域信用體系建設”的工作。

三、多措并舉，進一步加強價格誠信建設

多年來，各級價格主管部門在推進價格誠信建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積極成效。但是客觀地講，當前社會經濟活動中各種商業欺詐行為時有發生，在某些地區和領域還出現蔓延勢頭。價格誠信建設任重而道遠，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還有很多問題亟需解決。各級價格主管部門、各有關部門應當共同努力，為價格誠信建設創造良好條件和環境。誠信建設是一項長期的工作任務，要把價格誠信建設作為一項經常性工作，抓緊抓好。

一要加快推進價格誠信法制建設。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也是“法治經濟”。通過立法規范各種價格行為，鼓勵價格誠信行為，制裁價格失信行為。繼續完善明碼標價和收費公示制度，積極倡導誠實標價、明碼實價，提高明碼標價和收費公示的覆蓋面、準確度和公信力，增強價格政策透明度，維護消費者的價格知情權，建設和諧的買賣關系。積極推進價格誠信數據庫建設，從正反兩方面記錄經營者的價格行為信息，進一步規范價格信用信息的采集和應用，把價格誠信建設與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相銜接，把價格誠信數據庫與社會信用數據庫相銜接，使誠實守信者獲得競爭上的比較優勢，使失信者受到應有的懲罰和制約。

二要加大價格執法力度。加大執法力度是建立誠信的基礎。要堅決依法查處不明碼標價和巧立名目虛假優惠、虛假折扣、虛假促銷、價格欺詐等價格違法行為。依法對失信者嚴肅查處、嚴厲打擊。發現一個，嚴懲一個，絕不姑息。要深入推進反價格壟斷執法，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密切關注重點行業和民生領域的價格壟斷行為，重點查處橫向價格壟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等價格壟斷行為，開展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試點檢查。

三要增強經營者價格自律意識。企業是市場的主體，推進經營者價格誠信建設，政府是外因，企業是內因，外因必須通過內因發揮作用。各級價格主管部門必須通過多種途徑，努力為企業搭建價格誠信平臺，使價格主管部門倡導的誠信理念變為經營者的自覺行動。要深入持久開展價格公共服務，進一步鞏固和完善企事業單位物價員制度。堅持政府引導、企業參與、消費者認可、社會監督的基本思路，完善社會評價機制，讓社會力量更多參與到對企業價格行為的評判，繼續深入開展“百城萬店價格誠信”、“價格信得過”等活動。

四要加大輿論監督力度。要進一步加強與新聞媒體的聯系，充分發揮新聞媒體的傳媒作用，加大價格誠信宣傳力度，不斷提高全社會的價格誠信意識，努力形成價格誠信光榮、失信可恥的共識和理念。要廣泛宣傳價格法律法規和政策，做到政策透明，深入人心。要大力宣傳價格誠信工作，加深社會各界對價格誠信工作的了解，爭取社會各界的支持。要積極宣傳價格誠信單位，樹立典型，擴大影響，幫助企業鞏固誠信形象，從而吸引更多的企事業單位主動參加到價格誠信活動中來。要公開曝光不誠信的反面典型，加大輿論監督力度，增強失信約束。要把誠信激勵與失信懲戒結合起來，把信用信息引導作為價格調控的重要手段，通過信息服務宣傳價格政策，回應社會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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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以來，“民間金融”成了中國社會輿論的一個關鍵詞，曾在各地顯赫一時的江浙老板們掀起的“跑路潮”讓世人震驚。然而這些事件并非偶然，只是目前國內體量龐大的民間金融苦苦尋求出路的一個縮影。大量學者、企業家呼吁官方正視民間金融，給予民間金融更寬松的市場環境和法律環境。其實，民間金融行為觸犯法律，往往是以“非法集資”的頭銜走入人們的視野的。我國刑法中涉及非法集資犯罪的罪名共計七個，分別是：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擅自設立金融機構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擅自發行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罪、集資詐罪、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和非法經營罪。其中，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是刑法層面上處理非法集資行為乃至民間金融問題的關鍵罪名，也是涉及民間金融的刑法調整中最具爭議的一個罪名。在全民呼吁保護、放開民間金融的社會大背景下，很多學者將矛頭對準了非法吸收存款罪，甚至有激進者直呼該罪為“惡法”，必欲除之而后快。法律的存廢，筆者不敢貿然的提出自己的觀點。然而到目前為止，筆者發現，理論界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罪狀的一些基本概念仍然存在很大的爭議，于是筆者想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罪狀中的幾個爭議點做一個研究和梳理，冀望在現有法律框架下正確界定非法吸存行為，從而有助于國家準確地打擊危害金融秩序的犯罪，盡量避免“誤傷”合法的民間金融。

一、何為“非法”

“非法”類犯罪是違反了國家某方面的管理規定因而入罪，屬于法定犯。根據犯罪學理論，犯罪分為自然犯和法定犯。自然犯行為天然地就對社會倫理產生巨大的危害性。這種危害性是其行為自然屬性，不需要法律進行規定。相反，法定犯，又稱“行政犯”，并非是如自然犯一般在侵害或者威脅法益的同時，明顯違反倫理道德，所以法定犯的社會危害性來自于法律的禁止性規定，而非自身天然具備。[1]法定犯行為之社會危害性與應受處罰性的來源主要在于違反了國家規定，它所強調的是違反的國家規定。自然犯的危害性容易被一般人認識，法定犯的危害性則難以被一般人認識。所謂“非法”即首要強調主體必須遵守這些維護國家、社會良好運行的一般規則，一旦違反即構成相應犯罪。有學者指出，“行政犯是以行政刑法所保護的法益為侵害對象，而產生所謂的行政損害。這種損害實質在于對體現國家意識的法律規范的沖擊造成的一種社會的國家損害。行政犯的違法性即產生于此，并按其對國家最高行政價值影響的程度衡量，而并不以個別法律人格者的利益受損為前提。”[2]

如前所述，按照“非法”類犯罪即法定犯的規律，行政法規《商業銀行法》中規制非法集資行為的法律責任上升到刑法層面，就形成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本罪中“非法”二字就表明了構成本罪的前提是違反了《商業銀行法》以及相關法律法規。那么本罪罪狀中的概念必須與商法上的概念內涵保持一致，這才能準確體現是否違反了《商業銀行法》及其他相關法律法規，進而直接影響到本罪的定性。在我國，國家對金融行業有準入限制和經營范圍限制。中國人民銀行授權商業銀行及其他有吸收存款經營權的金融機構專營吸收存款的業務。商業銀行是指依照《商業銀行法》和《公司法》設立的，依照國家制定的存貸款利率等貨幣政策吸收公眾存款、發放貸款、辦理結算等業務的企業法人。“銀行將吸收公眾存款作為一種營業，即持續繁復地不間斷地有計劃地進行。并且，將存款積聚起來再貸款與他人并收取利息。”[3]因此，從商法角度理解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之“非法”主要體現在吸收主體、利率制定兩個方面的“非法”:第一，未經國家有關部門批準的主體面向公眾吸收存款，即無存款業務經營權的主體經營存款業務；第二，雖經國家有關部門批準經營存款業務，但違反國家關于存款利率的政策與規范，自行制定存款利率吸收存款的。

二、“公眾”的理解與認定

既然是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小范圍內的私人金融行為就不會對國家金融管理秩序構成威脅，也不屬于刑法應該調整的社會關系。那么，“公眾”二字就是認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核心，只有非法吸收“公眾”的存款才有可能構成此罪。[4]舉世矚目的吳英案一審中控辯雙方爭論的焦點之一，就是吳英到底有沒有“面向公眾”吸收存款。辯方指出，吳英案雖然牽涉的金額巨大，但實際上吳英的債權人只有11個自然人，而其中9個人都是吳英的親友，剩下的兩個陌生人不能構成“公眾”。控方則認為吳英的債權人中多人皆為職業資金介紹人，其巨額存款來源于社會上不特定的群體，吳英的行為應當認定為向公眾吸收存款。在本罪的認定中，這樣棘手的問題并不鮮見。據統計，2004年～2007年上半年，浙江省檢察院系統受理的移送審查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件中，有超過30%因為對面向社會不特定對象的“公眾”吸收資金把握不準確而被改變定性。[5]

筆者認為，在本罪的司法認定中，要正確理解和適用“公眾”的要件，就要抓住其四大特性：行為指向對象的不特定性、普遍適用性、行為人與存款人的利益聯系性和行為的公開性。下面就這四大特性逐個進行論證。

首先是行為指向對象的不特定性。這是“公眾”一詞的核心特性。“不特定”一詞，首先表現為行為人在實施犯罪行為之前，對其行為即將指向的具體對象、可能造成的犯罪后果并不確定。其次，犯罪行為完成之后，行為人對上述具體對象與犯罪后果也沒有辦法進行控制，其犯罪行為所造成的危險或危害結果具有較大不確定性。所謂不特定多數，是指行為對象的身份和社會關系沒有明顯的區分邊界，是一個開放的身份外延。落實到本罪中，就是指行為人對其吸收存款的對象沒有身份、關系等的限制，范圍是可變的，只要有資金，行為人歡迎任何自然人或者單位來存款。同時，只要符合資金條件的存款人投入資金，行為人均承諾在一定期限內給予還本付息。反之，如果行為人向特定的范圍內之對象吸收存款，即使吸存對象數量眾多，但由于其吸收存款的范圍具有封閉性，不是面向不特定多數人，也就不是面向公眾，當然就不能認定為本罪。“如公司企業在資金緊缺、為了擴大經營或生產的情況下，動員內部職工、家屬集資或存款入股，或者采用行政性攤派等方式募集資金等，因為其吸收的資金的對象限于本單位或者本系統內部，對象具有特定性，即使存款人數眾多，存款數額巨大，也不能以本罪處罰。”[6]這一觀點得到了司法解釋的認可。2010年12月13日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規定未面向公眾、僅僅在親友或者單位內部吸收存款的，不納入非法吸存行為范疇。

其次是行為的指向對象具有普遍適用性，即非法吸收存款的行為吸存的條件、程序和回報具有相對統一的標準。這不是說行為人進行非法吸收存款的行為的期間內，所有條件、程序和回報都整齊劃一、絲毫不變。本罪是連續犯，由于吸存對象在一定范圍內的開放性、非特定性，非法吸收存款的行為具有相當連續性，所以行為人對于行為對象一般都予以同等對待。同時，在吸存對象的選擇上一般不會因人而異，只要愿意借款都會加以接受，不因為對象的差異性而選擇吸存或者拒絕吸存。

再次是行為人與存款人關系上的利益聯系性，換言之行為人與存款人在社會活動中的主要聯系是源自于資金融通上的利益關系，而非親戚、朋友、熟人等人身關系。行為人吸收存款的對象是多元化的，它既可以是不認識的人，也可以包含親戚、朋友以及親戚朋友介紹的人。吸存對象都有一個共同的本質特征，即存款人之所以愿意參加吸存，看中的是對方承諾的高額利息回報。是經濟利益而不是親情、友情等作為紐帶將他們和行為人之間緊緊維系。吸存對象的變化，主要隨著行為人社交圈的大小、信譽高低、利率高低而隨之變化，而非依靠人身關系的延伸范圍產生限制。只要抓住了這一特性，就可以避免因為一些存款人與行為人存在的“親友”身份，造成司法機關在認定存款人之地位的時候，陷入模糊陷阱了。

最后是行為的公開性。行為指向對象的不特定性決定了行為人必須采取實質上公開的方式在社會上傳遞其吸納存款的信息，讓社會上資金充裕的潛在“存款人”知曉其吸收存款的行為，鼓勵公眾前來存款，進而達到行為人聚集資金的目的。這里有一個問題，口頭告知這種較為隱蔽的方式是否算是“公開”？在《解釋》第1條第2款列舉的“媒體、推介會、傳單、手機短信等”公開宣傳方式中，確實沒有口頭宣傳這一項，那么行為人若采取口頭宣傳的形式來進行信息傳遞，應該怎么認定呢？筆者認為，抓住了公開性的本質，就可以對“口口相傳”這一形式是否符合“公開宣傳”的行為進行回答了。“公開”的本質就是特定信息在不特定范圍的公眾中傳遞，而不管其用什么樣的形式披上隱蔽的外衣。雖然司法解釋列舉的宣傳方式中沒有口頭宣傳這一最為傳統的告知方式，但是筆者認為，在告知目的十分清楚的前提下，通過行為人本人、知情人、先行存款人對周圍人員的廣為傳播甚至慫恿，事實上在不特定人群中構成了非法吸存信息的發散性傳遞，那么我們可以推定其行為屬于公開宣傳。實踐中，由于近年來國家對非法集資行為的大力打擊和一些地方個人資金實力雄厚的原因，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行為人往往都是采用口頭動員、熟人介紹等較為隱蔽的方式在社會中進行公開宣傳，這種宣傳形式并不比大張旗鼓地公開宣傳效率低，危害也同樣巨大。當然，除了口頭宣傳以外，若是采用散發書面宣傳單、張貼告示、媒體廣告等形式進行宣傳的，就更是行為公開性的集中體現了。

綜上，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司法認定中，只要明確了這四個特性，就可以準確地判斷行為人的行為是否符合“向公眾”吸收存款的行為性質。

三、“擾亂金融秩序”在本罪中的地位

“擾亂金融秩序”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罪狀中的地位，一直以來在理論界也有爭論。一種觀點認為，“擾亂金融秩序”是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的整體評價，并非本罪的客觀要件。他們認為只要實施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行為，就擾亂了金融秩序，不要求情節嚴重或者造成特定損失。因為“擾亂金融秩序”是一個評價語言，從刑法第三章第四節的類罪名“破壞金融秩序罪”來看，凡是列入本節的罪名就已經包括了對該行為的整體評價。[7]“擾亂金融秩序”的表述是對行為性質的闡明，而不是作為構成要件的犯罪結果。[8]也就是說，凡是列入本章節的罪名均破壞了金融秩序，故在罪狀中再次強調擾亂金融秩序純屬多此一舉。另一種觀點認為，“擾亂金融秩序”是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之客觀方面的要件，而且是必要要件，不是選擇要件。本罪是典型的結果犯，只有行為人的非法吸存行為事實上擾亂了金融秩序，才能定罪。

筆者認為第二種觀點是正確的。首先第一種觀點就犯了邏輯混亂的錯誤，因為類罪名“破壞金融秩序罪”是對其下諸多罪名一個總結性的概括，是對他們共有本質的提煉。罪狀中的具體要件描述是該罪名成立的必要條件，并非類罪名的引申之義。這種觀點純粹是倒因為果，不足為論。

更為重要的是，筆者認為本罪作為法定犯，其行為必然是首先觸犯了《商業銀行法》等行政法規，應該由行政法規規制，刑法無須立即介入。隨著違法行為的深入和范圍的擴大，當達到了嚴重程度，對社會造成了較嚴重的危害時才可能觸犯國家刑法。同時，司法實務中當然應該貫徹刑法總則中關于犯罪概念的規定，對于“情節顯著輕微、社會危害不大”的行為，不認為是犯罪。“擾亂金融秩序”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內容：一是減少銀行資金的儲備來源，加劇銀行資金緊張；二是妨礙國家對金融活動的管理與規范，影響宏觀調控的實施；三是造成公眾財產的損失，導致金融秩序的混亂。實踐中，確實有很多非法吸收存款的行為，由于地理偏遠、資金運作得當、行為人財力雄厚等原因，是符合當地經濟發展現狀和經濟規律的，也沒有對社會造成危害，甚至還使當地的公眾獲益。如果將這種行為當然認為是“破壞金融秩序”，并納入犯罪進行懲處的話，未免有違犯罪必須具有社會危害性的原則，也不符合刑法謙抑性的準則。衡量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大小，還是應當從行為人的融資資格、涉案金額、造成的經濟損失和社會影響等方面具體考量，然后才判斷有沒有擾亂乃至破壞金融秩序，以致構成犯罪。例如具有吸收存款資格的金融機構，為了完成存貸計劃，以提高利率或其他優惠條件的方法吸收數額較大的存款，從來沒有造成過存款人的損失，也沒有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亂，就可以不認為是構成本罪的“擾亂金融秩序”。[9]這在國家一系列司法解釋和文件中也可以得到印證：《解釋》第3條除列明了刑法上應該追究的非法吸收存款行為的四個詳細情形外，亦明確指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能夠及時清退所吸收資金，可以免予刑事處罰；情節顯著輕微的，不作為犯罪處理。”另2010年5月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聯合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第28條第5款“其他擾亂金融秩序情節嚴重的情形。”也間接指明了本罪的客觀要件必須有“擾亂金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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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76.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9-0015-02

一、合同風險的概念

合同風險是指合同利益遭受損失的可能。在合同法上，廣義的風險是指各種非正常的損失，它既包括可歸責于合同一方或雙方當事人的事由所導致的損失，又包括不可歸責于合同雙方當事人的事由所導致的損失。

二、合同風險的產生

合同風險產生的原因是多元化的，有企業自身的原因，也有企業外部環境的原因，依據其成因可分為以下幾種風險。

（一）合法性風險

合法性風險成因于外部法律環境因素，包括法律的頒布、修訂或廢止等調整變化、立法內容缺失以及法律條款不明確等因素所帶來的合同的合法效力風險。

（二）主體風險

主體風險成因于合同主體因素，主要表現為合同的主體資格有效性、許可經營合法性以及履約能力適應性等方面存在瑕疵，引發合同無效、效力待定，或合同無法順利履行等風險。

（三）內容風險

內容風險成因于合同內容因素，主要表現為合同內容違反法律強制性或禁止性規定，合同的主要條款不完備、文字不嚴謹、用語不規范等因素，使得合同存在被認定無效或可撤銷，權利義務約定不明確等法律風險。

（四）程序風險

程序風險成因于合同行為的程序不規范因素。這種風險存在于合同訂立、生效、履行和變更、轉讓、終止等各階段，主要由以下原因引發：簽字蓋章程序不規范；未按規定履行登記審批程序；未按法律或合同約定有效行使權利、履行義務；合同內容發生變更、權利義務轉讓、合同協議解除時未及時簽訂補充協議；合同行為各階段不注意相關文件的保管等。

三、合同風險防范體系建設的必要性

合同風險存在于企業經營管理的各個環節，如果不加以重視和及時規避，一旦風險出現，其后果往往是企業難以控制的，或者導致經營成本異常增加，資金難以回收，或者導致企業承擔法律責任，包括支付違約金、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罰款、沒收違法所得、吊銷營業執照等行政責任以及刑事責任，嚴重時將給企業帶來極大的甚至是顛覆性的災難。但與自然風險、戰略風險、市場風險等風險不同，合同風險的成因是可以提前認知并規避的，這使得防范合同風險具有了可能性和現實意義。

四、 如何建設合同風險防范體系

（一）建章立制，規范合同管理

合同風險防范機制是由一系列流程和制度組成的，具有全方位管理、規范運作、結合實際和動態調整等基本原則。企業應在基本原則的指導下，建立健全合同風險防范制度，對不同的合同風險制訂有針對性的防范措施，并保障防范措施的落實。有關合同管理的制度應覆蓋以下內容。

1.合同歸口管理制度。即對合同試行由企業具體法律事務機構全面、統一管理的制度，確定專門機構、專門人員對合同專門進行管理，并確定相應的考核和獎懲制度。

2.合同分類專項管理制度。根據合同的種類和特點，在歸口管理的基礎上制定各類分類專項管理制度，確定具體機構、人員、程序、原則等，并配套考核、獎懲措施。

3.合同管理人員資格制度。合同管理工作專業性較強，合同管理人員必須具備一定的法律專業水平，并取得法律顧問或司法資格。

4.合同授權委托制度。企業的具體事務必須授權具體人員經辦，未經授權，任何人不得以企業名義對外簽訂合同；授權必須采取書面形式，明確授權范圍、授權時間、權限等。

5.合同審查審批準制度。合同專業性很強，必須經過專業機構、專門人員審查，才能防范合同風險。

6.合同專用章管理制度。合同專用章管理制度應本著“統一刻制、授權使用、嚴格管理、專人負責”的原則設立。

此外，企業還應進一步建立健全合同監督檢查制度、合同糾紛處理制度、合同統計分析制度、合同歸檔制度、合同管理考核與獎懲制度等。公司合同管理制度目前正在逐步完善中。

（二）組織架構建設

判斷某種合同行為是否具有法律風險、法律風險損害后果的大小，以及采取何種措施防范并加以解決，都需要具備法律專業知識。因此，企業應建立法律事務機構并配備專業的法律事務人員，并將其職權明確化、制度化。重視和充分發揮法律事務機構在合同風險防范機制中的重要性和主導作用，保證其履行相應的工作職責。我公司設立總法律顧問制度，由公司一位高管擔任總法律顧問，并在行政法務部下設專門法規科，配備專業法律人員，形成從上到下的縱向法律管理結構，嚴格防范合同風險。鑒于企業部分合同適用新加坡法律、香港法律，有時也會涉及到日本法律，隨著企業業務的不斷推進，有必要配備專門研究海外法律的人員，為防范合同風險提供法律保障。

篇（8）

亞洲釀酒（廈門）有限公司市場部 吳勇毅

廈門鳳新經貿公司總經理 林陽新

賒銷現象難以避免

汪社鋒：賒銷是件很無奈、很心酸的事，已成為很多企業心中永遠的痛。賒銷情況大多發生在中小企業及不知名品牌身上。這些企業及其品牌由于在規模、產品、技術、網絡等方面與大型企業相比不具備優勢，對經銷商難以形成足夠的號召力，在市場上處于不利的地位，生存壓力非常大。為了獲取市場立錐之地，攀結更多客商，將來“迎頭趕上”，在“先市場后利潤”的經營思想指導之下，這些中小企業只好委曲求全，低聲下氣，除將產品折價或低價“出售”外，還免費將產品送到他人府上，待價出售后再回收貨款，進行不同程度的賒銷，但往往到最后就像劉先生那樣，遇到貨款難以收回的事情。

吳勇毅：賒銷尤如一具無形的枷鎖，久拖不決，會把企業拉進泥淖而不能自拔，窒息而死。據悉，我國每年壞賬損失800多億元，應收賬款（含三角債）2000多億，全國企業應收賬款率為37%，其中不少國有企業應收賬款率高達50%以上。畸形的應收賬款、巨大的壞賬損失已成為制約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這點在食品、酒類企業尤為突出。

林陽新：商場如戰場，布滿陷阱和地雷。為了避免應收賬款成為不良資產，最有效辦法就是對賒銷進行有效的控制，時刻警惕賒銷陷阱，成功進行反賒銷營銷活動。

汪社鋒：其實，要避免類似劉先生所在公司情況的發生，一個很簡單的辦法就是不對經銷商賒銷，全部要求現款現貨。而實際經營過程中，因為劉先生的弱勢地位，為了使自己的產品快速地走向市場，他又不得不冒著風險去賒銷。

吳勇毅：在目前激烈的酒類市場競爭環境中，絕大部分中小企業依然會允許賒銷行為在企業存在。中小企業的主要工作應該是事先確定經銷商的誠信度，并在經營過程中不斷地總結這方面的經驗和教訓。 常見的賴帳經銷商類型

汪社鋒：在平時與商家打交道的過程中，企業應該多幾個心眼，多角度地去判斷經銷商是否可信。 林陽新：一般來說，想靠其他企業的賒銷政策撈一把的商家都會表露出一些獨有的特征來。比如，有的經銷商在收付款的方式看似從不計較，誠心十足，豪爽不已，一拍腦袋，二拍胸脯，什么支付款項條件都答應，最后往往如爛泥、稻草拍著屁股一跑了之。

汪社鋒：這是人們常說的“三拍型”經銷商。

吳勇毅：還有一種賄賂型的經銷商。此類經銷商見誰都一幅和藹可親，熱乎乎的，尤其是對手握權力的骨干業務員和部門領導更是稱兄道弟，喧寒問暖，三天一小請，五天一大請，關鍵時候一到了，一幅可憐巴巴，“兄弟，這段手頭緊，能不······”或“功勞薄上也有你的份兒，我們何不······”，直把酒類企業人員拉下水，弄個“糊涂賬”或“冤假案”，一脫而干盡。

林陽新：跳槽型的經銷商也比較令人討厭。此類經銷商經常改弦易幟，更換法人代表，甚至轉型做其他買賣，意在逃款。店老板（或）法人代表不是隔三岔五“出差”就是一年半載換人，讓你踏破鐵鞋無處覓，責任全在前任；連當初款項經辦員或財務人員也都悄然流失，新人當家，以“我不知道”死不認賬。更有甚者，店牌、經營內容、法人代表面目全非，讓你查無此人，人走樓空，款物盡失，血本無歸。

汪社鋒：還有一種更絕的。這類經銷商伊始儼然一幅君子商人之相，恪守原則，與酒類企業討價還價，寸土不讓，但時候一到，尾巴畢露，嘴臉大變，當起大爺來，翻臉不認賬，賴賬不還，猛詐一把。他們在平時屢次小額交易，筆筆清、次次結，最后一次超常放量，大筆進貨，當酒類企業以為商家業務已“突飛猛進”而高興放心時，殊不知這卻是商家施放的煙霧彈而來個勝利大逃亡。

吳勇毅：當然，在這其中，也不排除有些經銷商確實是因為經營不善而毫無辦法地逃避.但以上幾種容易發生的情況可以供廠家參考，以便在賒銷上心眼盡量有個譜。 將賴帳萌芽扼殺掉

汪社鋒：一個企業在平時的經營活動中應該積累些經驗和教訓，煉就一雙火眼金睛。當經銷商有賴帳的可能時，要及時發現并對其提高警惕，做好相應的防范工作。

林陽新：對。我們在向下級經銷商或餐飲酒樓配貨時，就比較注意這一點。

以餐飲酒樓為例，我們公司要求業務人員要注意觀察酒店的以下情況：1.養海（河）鮮的魚缸是否豐富，海（河）鮮是否名貴，養魚水平是否高明，魚缸衛生是否潔凈，地板墻壁光潔度如何等；2.臺布的多少，碗筷的數量，上柜的酒品種類別；3.開桌率、包廂率、酒菜價格的高低；4.服務員（促銷員）的精神風貌，擺臺的姿式及待客態度；5.主管部門（如銀行、工商、稅務、協會）、同仁（酒家）和其他供應商的評價態度；6.顧客的整體評價。

如果對以上回答是“否定”或“狀況差劣”，那說明對方拖賬、賴賬、壞賬的概率較大，企業必須加大預警措施，謹慎從事；相反，則可放心一搏。

汪社鋒：在與那些經常變化手機號碼甚至改變公司名稱的經銷商打交道時，更應提高警惕。 監控、防范賴賬的招法

汪社鋒：嚴格的賒銷制度，會加強貨款的回籠，減少壞賬的損失；寬松的賒銷制度會擴大銷售的機會，但同時也會增加壞賬的損失。因此在要市場或要利潤上，經營者往往頭痛不已，左右為難，但企業還得硬著頭皮面對。

吳勇毅： “知已知彼，百戰不殆”。只有對經銷商包括財務狀況、市場網絡、銷售能力、組織管理以及以往誠信度等各個方面充分了解，據此建立科學有效的評估經銷商的標準模式和預警機制，才能加速企業對經銷商的應收賬款的回籠，有效降低壞賬的概率。

汪社鋒：調查經銷商的情況最好是采用側面調查方式，這樣的結果會更客觀、準確些。比如說，通過當地工商、稅務部門進行了解，或是通過其他的經銷商及與其合作的其他企業打聽。此外，是否可以考慮收押金的措施？

吳勇毅：押金是經營者心中永遠的痛，收押金反成了企業“亂收費亂攤派”的行為，氣乏心虛。此時經銷商往往會振振有詞說：“我還沒收你的開路費、宣傳費，你猴急什么？”尤其是推出新產品的中小型制造商，一聽此話，便焉了。但必須認定這條鐵律：與其“無證無扣”讓白花花的銀子流入河里，讓人竊笑，還不如讓人掏錢買票“獲取看笑的權利”。報上常看到一些地區企業在招商——“某某地區某某產品的總經銷權，首次進貨不低于××萬元，并繳交××萬元的保證金”，但究其實際，沒幾家能堅守這個原則。為了保證企業的合法權益，規避風險，收押金這道“工序”不能免，只不過押金比值應擺到雙方可承受的價位。

林陽新：為保證貨款及時回籠，向賒銷的經銷商要求某種方式的標的作為履行責任的保證金是很必要的，如以貨物、固定資產、權利憑證和第三方承保等。有些企業會認為“都是老朋友，不好意思”，即使對新客戶也會說“這會妨礙客戶的手腳”。然而一些不良客商正是抓住企業的這種心理，無所顧忌，為所欲為，造成應收賬款的大量流失。易貨、固定資產等抵押形式可能勉為其難，但以契約形式簽訂擔保書還是合宜的。即使它可能成為一紙空文，但至少萬一在未來發生貨款糾紛時，還可找到一張還款的證據和相應的債權人，使你在法律上處于有利地位。

汪社鋒：企業還可以實行小批量、多品種、優惠促銷、現結賬的形式，這要比大批量、少品種、高利潤、月結帳的賒銷來得穩妥。

吳勇毅：真正不行了，只有利用法律或其它手段去追繳貨款啦。當然，這是迫不得已的最后一步。但對于死皮賴臉的奸商，酒類企業要勇于撒破臉皮，下定決心，討個公道。

篇（9）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保險業也得到飛速發展，居民的風險意識在增強，保險需求大幅提高，整體保險市場發展迅速。但是也面臨不可回避的問題：由于主客觀原因的制約，保險領域的道德風險，甚至惡意的保險欺詐并未隨著保險業的興旺發達而得到有效控制，相反地，已成為當前保險業的最大威脅之一。同一般民事欺詐相比，保險欺詐具有兩個特點：一是極強的隱蔽性，往往被合法的保險合同關系所掩蓋；二是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不僅對被保險人財產造成嚴重侵害，更重要的是對被保險人的人身安全也構成了巨大威脅。本文通過對道德風險表現形式、形成原因進行分析，對于防范道德風險的對策提出自己的見解。

一、道德風險的定義及表現形式

保險中的道德風險是指被保險人或受益人因知道有保險合同上規定的賠償或給付利益可圖而故意反道德規范，甚至故意犯罪，而引發擴大或漠視保險事故的行為所引起的風險。不論是投保人，還是保險人都存在道德風險問題，其表現形式如下。

對于投保險人而言，道德危險又分為事前道德危險和事后道德危險。事前道德危險是指被保險人在防損方面的行為產生的背離。投了汽車保險的人假如在發生車禍之后能夠獲得足夠賠償。他開車時在保障自己人身安全的前提下，不再像以前那么小心翼翼，還可能會比投保之前更莽撞一些。由于獲得了保險的保障，投保人出車禍的可能性就會增加，損失的期望值也會變大。更為極端的例子是保險惡意欺詐，在財產險中表現為故意破壞保險財產以獲取保險賠償金，在人身保險中則會出現為獲保險金謀殺被保險人的情況。法律要求投保人對被保險人的生命必須有可保利益，其目的也是最大程度地降低道德危險（避免出現謀殺的可能），但其效果卻不能完全令人滿意。

事后道德危險是指被保險人在減損方面的行為產生的背離。例如，一個人給家庭財產投了足額保險，當發生火災時他可能不會采取積極措施來搶救財產，防止損失進一步擴大，甚至他可能完全袖手旁觀，任憑全部財產化為灰燼，因為他可以獲得足額賠償。但如果沒有投保，他可能會試圖搶救出盡可能多的財物，保險在無形之中將損失“擴大”了。另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發生在勞動力市場上，比起未享受失業保險的人，享有該保險的人可能在找工作時付出的努力較小。

道德風險也會出現在保險人身上，如保險公司可能濫用保險基金進行投機性活動，使保險基金受損的可能性增大。保險公司其他對投保人不負責的行為都可被視為道德危險問題。所有這些行為都會對社會造成不應有的損失，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保險分散風險機制的發揮，阻礙了保險市場的健康發展。

二、保險中的道德風險形成原因分析

第一，保險本身所具有的不確定特性。保險人所承保的保險標的，其危險事故的發生是不確定的，對有些險種來說，投保人購買保險僅僅支付了較少的保費，當保險標的發生危險事故時，被保險人所能獲得的賠償或給付金額將是保費的數十倍甚至是數百倍。出于貪婪本性，有的投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企圖通過參加保險達到“一本萬利”的目的，保險實踐中，常有這樣的案例：某人明知自己身患絕癥，卻隱瞞病情投保巨額壽險，企圖在死后得到巨額保險金作為遺產分給配偶及子女。再如受益人為謀求保險單的期待利益早日實現而故意促成保險事故發生，甚至殺害被保險人。

第二，投保人與保險人雙方信息不對稱。保險經濟活動有其本身的特殊性，無論是保險公司還是投保人都不可能如愿獲得足夠的信息，雙方的信息不對稱是道德風險得以實現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投保人總是比保險人更清楚自己面臨哪些危險，危險程度如何，會造成什么樣的損失，保險人關于保險標的的信息劣勢是絕對的。另一方面，保險合同是附合性合同，保險合同內容都是由保險人擬定的，投保人只能選擇同意或不同意，其合同條款專業性很強，投保人對所購買的保險產品的知識少于保險人，一般投保人對險種適合與否、保險費率合理與否以及承保風險的保險人的狀況如何都是無法十分了解的，投保人對于所購買保險產品的信息又是處于劣勢的。

第三，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該問題無須詳盡論述，我國保險業發展時間較短，《保險法》及相關配套的法律法規尚不健全，居民保險法律意識較淡薄，司法界對保險糾紛審判定案所積累的案例經驗較少，使得一些保險欺詐能夠成功，也是引發保險道德風險的另一原因。

第四，保險公司粗放型的經營、內部管理不善。我國保險公司經營時間較短，風險管理意識不夠。雖然道德風險對保險公司構成極大威脅，但各保險公司并未將對其的控制放在應有的重要位置。隨著市場競爭的激烈，市場份額的爭奪，“唯保費論”占了一定上風，保險公司出于對保費業績增長的考慮，往往對客戶、人的道德風險一再妥協，對道德風險采取了輕率放任的態度。在內部管理上也不夠規范，核保和理賠是保險人對風險的選擇和處理客戶索賠防范欺詐風險的重要程序，必須嚴格遵守，執行到位，但是保險公司在實際作業時，往往存在執行上的問題，這就給詐保、騙賠提供了可乘之機，從而引發了道德風險。

第五，保險人和保險經紀人問題。保險人和保險經紀人作為保險市場的中介人，他們的存在對于完善保險市場結構大有裨益。然而不能不看到，由于中介人的參與，原來只由保險供需雙方構成的“兩角關系”演變成了“三角關系”或“多角關系”，從而引發一些不道德的行為。

第六，其他相關人員的不道德行為。其他行業的人員也利用保險的賠償為自己謀取利益，引發嚴重的道德風險。以健康保險的醫療險為例，醫療險多以費用型為主，即被保險人先自負，后報銷的制度，最終付費的是醫患雙方之外的第三方（保險人）。第三方付費制度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醫療服務的供需雙方均沒有感受到來自費用的約束而為了各自的利益不合理地利用醫療資源，被保險人和投保人幾乎沒有動機去關心或監督醫療服務和成本。而被保險人的醫療消費是在醫生的指導之下進行的，醫院和醫生的經濟收入與其提供的醫療服務項目和種類直接相關，于是醫生可能誘導被保險人做更多的醫療消費，輕傷重治，小病大養，以使醫院和醫生得到更好的經濟收入。保險人很難對被保險人及醫療機構的醫療行為進行監督或監督成本很高，導致了嚴重的道德風險問題。

三、防范道德風險的對策

（一）增加保險各合同主體利益趨同性

保險的不確定性是無法徹底改變的。對其道德風險的防范可以通過增加保險合同當事人利益趨同性，例如，在保險合同中設置共保條款，約定絕對免賠額（或免賠率）等，以增加雙方利益趨同性，其實質是雙方共同分擔標的任何保險危險損失。

（二）建立信用制度，減少信息不對稱

針對保險經濟活動中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應逐步建立投保人信用制度和保險信用評級制度，減少信息不對稱。

1.建立投保人的保險信用評分制。對于保險人的信息劣勢，可以借鑒美國的做法，建立投保人的保險信用評分制。該系統將個人的信用記錄，如償還貸款情況劃分為15-30個信用評價因子，按一定的百分比加權平均后得出一個關于投保人信譽度的保險信用分數。分數越低，投保人的信用狀況越差，保險人的承保風險也越大。保險人根據投保人的信用分數，決定是否承保和以何種費率承保。因此，保險信用積分系統的運作給了保險人一個客觀、準確、可靠的度量投保人資信情況的工具，有利于保險公司做出合理的承保決策，避免惡意保險欺詐。而且保險人對不同信用分數的投保人采取不同的風險管理措施，防范道德風險，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投保人也可以從中獲得更公平的待遇，因為信用記錄良好的投保人更受保險人歡迎并享受相對優惠的費率。

2.保險信用評級制度建設。對于投保人的信息劣勢，可以通過第三方的介入來平衡保險交易雙方信息水平的交易能力。保險信用評級機構憑借獨立的專業信息中介機構的優勢地位，能夠低成本、高效率地獲得信息并進行處理，向保險市場的參與者尤其是投保人提供低成本且易于理解的保險人的信用等級，從而降低了投保人在保險交易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促使投保人作出理性的投保選擇，增加保險市場需求，擴大保險市場規模。同時，保險信用評級制度也是保險人一個展示自我經營狀況和信用水平的平臺，保險人參加信用評級，向消費者公開傳遞其經營狀況，展示其競爭實力。所以，保險信用評級制度對保險人來說是一項集激勵與約束于一體的信息制度安排。

（三）保險立法對策

完善的法律制度可以有效地防范保險欺詐的發生，因此，國家應當盡快通過立法手段制定和完善目前的保險相關法律制度。比如通過立法確認投保人違反誠信原則的民事法律后果進行規定。如果投保人惡意違反如實告知義務，國家司法機關則根據相關法律規定，確認投保人行為的過從性質，責令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同時另一方面也要立法對保險人的道德風險也進行約束。

（四）保險公司經營

保險公司應當摒棄以往那種“唯保費論”的粗放式經營模式，充分認識到保險欺詐對保險經營的巨大危害，以“注重風險、穩健經營”的觀念來指導保險經營。成立專門的反欺詐的組織機構，制定出行之有效的防范保險欺詐的管理制度。對承保、理賠等防范道德風險的重要環節加強管理，完善作業流程，嚴格遵守管理制度，切實落實防范保險欺詐的措施。

（五）加強對保險中介人員的管理

保險公司通過保險中介人員為自己招攬業務，雖然減少了許多人力和物力上的投入，但是也帶來了保險欺詐的風險。因此，保險公司必須要加強對保險中介人員的管理，加大宣傳培訓力度，加強法制教育。使保險中介人員認識到自身利益和保險公司利益從長遠來看是一致的，讓他們充分發揮“一線核保員”作用，將絕大部分欺詐風險消滅于萌芽之中。

（六）改變賠償方式，提供直接服務型產品

保險賠償中以現金賠償為主，這也為不良投保人發生道德風險事故提供便利條件。保險人可以通過改變賠償方式，提供服務型產品，減少道德風險發生機會。以健康保險的醫療險為例，可借鑒美國的管理型醫療保健模式，保險人提供費用型保險和津貼型產品轉變為提供服務型產品。在此類服務型產品的提供過程中，保險人直接參與醫療服務體系的管理。保險人根據一定標準來挑選醫療服務提供者（醫院、診所、醫生），并將挑選出的醫療服務提供者組織起來，為被保險人提供醫療服務。有嚴格正式的操作規則以保證服務質量，并經常復查醫療服務的使用狀況。被保險人按規定程度找指定的醫療服務提供者治病時，可享受經濟上的優惠。這樣既減少了第三方付費制度引發的道德風險，又能為患者和投保人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

綜上所述，現在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保險業正面臨發展的大好機遇。但是如果保險領域的道德風險得不到有效控制，將對保險業的發展造成極大的威脅，所以道德風險的問題應引起保險業界充分的重視，找準原因，并多方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才能保證保險業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張洪濤,鄭功成.保險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篇（10）

中圖分類號：J0 文獻標識碼：A

對于藝術產品，可以從多種角度加以考察，“偏鋒”便是其中的一種。它本是一種書法范疇，得名于書法工具的應用，因此古人說“筆鋒入處看偏正，詩案翻來辨古今。”①“偏鋒”又是一種策略，其應用遍及藝術、文學乃至于軍事、經貿、傳媒、投資、工農業、計算機、宏觀經濟管理與可持續發展等眾多領域。要論數碼時代的創意，不論是著眼于新媒體助力打造產業鏈，或者是著眼于內容立體化的發展，都可以從正鋒與偏鋒的關系去思考。從發展的角度看，“偏鋒”是相對于正鋒、主流、定勢、范本、慣例或者陳規的一種創新取向，是另辟蹊徑的努力。如果說偏鋒與正鋒在狹義上特指書法中兩種既分又合的運筆方法的話，那么，它們在廣義上可以擴展到雖有主流和支流之不同、但具備共生性的多種對象。作為產品的偏鋒藝術指的是追求靈想獨辟的創造性成果。

一、偏鋒觀念與中西文論

不論在中國或西方，偏正之分都是由來已久的。“正”通常意味著正道、慣例、主流、經典、大路等，“偏”則意味著旁門、另類、支流、別作、小徑等。至于“偏鋒”一詞，則是我國書法理論的獨特創造。它為其他領域的策略研究提供了廣闊的想象空間。

（一）從我國文論看偏鋒

書法實踐中的正偏鋒之分由來已久，唐代顏真卿、楊凝式，宋代蘇軾、黃庭堅，元代趙孟頫等人都有此類作品。“偏鋒”一詞則到明代才出現，本是對于祝允明（1460-1527，字希哲，曾任京兆應天府通判）書法的一種批評。據周天球所說，“祝京兆書法當時無輩，而或者評其不出正鋒，蓋謂此老目視短，不能懸筆運肘耳。”②不過，也有人替他辯護。例如，謝肇淛說：“唐晉書多用正鋒，然如魯公《祭侄文》及楊少師凝式書皆已用偏鋒矣。趙文敏全用偏鋒，近代祝希哲亦然。然祝僅行草耳，趙即楷書亦偏也，何嘗以是減價耶？”③汪砢玉說：“正鋒偏鋒之說，古本無之。近來專欲攻祝京兆，故借此為談耳。蘇、黃全是偏鋒，旭、素時有一二筆。即右軍行草中，亦不能盡廢。蓋正以立骨、偏取態，自不容已也。文待詔小楷時時出偏鋒，固不特京兆，何損法書。”④辯護的理由是偏鋒古人（如王羲之）已有之，時人（如文徵明）亦有之，沒有什么奇怪。

正鋒（亦稱中鋒）指的是作書時筆鋒位于點畫中間，有筆劃圓潤之效。偏鋒指的是筆鋒偏于點畫的某一面，可從筆劃一邊光一邊毛看出來。謝肇淛說：“近代書者柔筆多于剛筆，柔則易運腕也；偏鋒多于正鋒，偏則易取態也。然古今之不相及，或政坐此。”⑤根據古人的分析，偏鋒的成因主要有：

（1）握筆的差異。清代魯之裕說：“用筆有偏鋒、正鋒、搭鋒、折鋒、藏鋒、回鋒諸法。鋒何以偏？握管不直不緊，斯偏耳。偏則瘦必露骨、肥必見肉，不足觀矣。惟握管緊直，筆尖行于字畫之中，既不輕佻，亦不懈怠。”⑥另有所謂“側鋒”，介于正鋒與偏鋒之間。

（2）起筆的需要。清代陳灃說：“然凡寫字落筆，皆起于點，然后引而長之。點不可中鋒，則是始偏鋒而后中鋒耳。鍾繇變隸書為真書，其變處正在落筆偏鋒，實則漢人章草已如此。”⑦

（3）筆毫之腹（而非筆尖）的運用。說：“寫字之中鋒者，用筆尖著紙，古人謂之‘蹲鋒’，如獅蹲、虎蹲、犬蹲之象。偏鋒者用筆毫之腹著紙，不倒于左，則倒于右。當將倒未倒之際，一提筆則為蹲鋒。是用偏鋒者亦有中鋒時也。”⑧

（4）運筆的需要。清代程瑤田說：“虛運中鋒者，作書之體也，其用偏鋒焉而已矣。夫書之成，成于筆也。成于筆，其鋒安得而不偏？然則，中鋒不在于筆乎？曰：在筆哉。鋒者，筆鋒也。無筆安得有鋒？然則，何謂中鋒也？曰：‘執筆焉耳矣。’執筆何以謂之中鋒也？曰：‘執之使筆不動。及其運筆也，運之以手，而非運之以筆。惟其然，故筆之鈍者而可以使之銳；筆之銳者而可以使之鈍。是故筆不動，其鋒中焉。及其運之，以手而使其筆，一依乎吾之手而動焉，則筆之四面出其偏鋒，以成字之點畫。然則，鋒之偏者乃其鋒之中者使之然。而其四面錯出、依乎手之向背陰陽以呈其能者，乃其鋒之中者使之不得不然。故曰其用偏鋒焉而已矣。’”⑨在以上四種解釋中，第四種最富于策略意味。它著眼于筆與手的關系，將偏鋒理解為中鋒在運動中的變化。這使人聯想到：正鋒是既定之部署，偏鋒是隨時之權變。其他三種解釋也有一定的啟發意義，如第一種意味著在管束不嚴（“握筆不直不緊”）的情況下容易走偏，第二種意味著偏鋒先于中鋒而存在、任何穩定部署都來源于試誤，第三種意味著偏鋒在一定條件下可轉化為正鋒，一時權變也可能因為成效顯著而成為長期戰略。

古代書畫相通。根據清人湯貽汾的看法，“作字偏鋒者，畫多不能為中鋒。字中鋒者，畫不難為偏鋒。中鋒、偏鋒固各自有妙，而中鋒較能浮岀紙上也。”⑩篆刻可視為書法的延伸，只不過工具是刻刀。清代陳克恕說：“刀有中鋒，有偏鋒。須用中鋒，不可用偏鋒。中則藏鋒斂鍔，筋骨在中；偏則露筋出骨，刀痕可厭。”B11“偏鋒”這一范疇還被應用于其他領域：

（1）軍事領域。據明代陳建記載， “舊經略熊廷弼者，有揮霍之雄才，有沉毅之雅度。極其全力，固能擔人之所不能擔；騁其偏鋒，亦有忍人之所最不忍。任事才十余月耳，而遼陽隳頹之城如新，喪膽之人復定。”B12這是稱贊明末將領熊廷弼的軍事才能。軍事上的偏鋒，指的是不作為堂堂正正之師與敵人交戰，而是靠用計謀、出奇招取勝。流傳至今的《三十六計》等文獻、“兵不厭詐”等典故可資為證。

（2）文學領域。明代戴澳說：“雖然人各有心，亦各有人心。偏鋒文字定與正大題目相依而立。”B13偏鋒與側筆、直嗓、變格、怪字、險語、旁門等為伍，而與正鋒、清俊、高雅、玉潤珠圓等相對而言。清代宋長白說：“琴操竹枝。退之琴操，夢得竹枝，仲初宮詞，文昌樂府，皆以古調而運新聲，脫盡尋常蹊徑。至若李賀、盧仝、孟郊、杜牧、賈島、曹唐輩，亦各自立門墻，不肯寄人籬下。雖非堂堂正正之帥，而偏鋒取勝，亦足稱一時之杰矣。”B14這是用“偏鋒”來進行文學批評，系就唐代文學支流而言。它在明代文學中的代表，論流派有公安、竟陵，周詩雅《明詩選序》說它們是“偏鋒自雄”。B15當時的所謂“正鋒”是八股文，但胡維霖持相反看法。他認為：“我朝以制義取士。余嘗謬謂：不越尺幅，可以觀經濟，或有訝之者。余又謬謂制義與經濟不合，此偏鋒非上乘”。B16持論而稱“謬謂”，既是出于自謙，又說明屬于異見。不過，從今天的觀點看，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3）傳播領域。明朝陳仁錫稱贊陳澹生“若雄其才辨，以偏鋒駕圣賢之上”。B17清代陸世儀說：“孔子告君之語，俱屬正鋒；孟子告君之語，多屬偏鋒。性善仁義之外，今樂、古樂、好色、好貨諸論，皆偏鋒也。偏鋒最易入人。然齊梁之君當之者依然聾聵，世風日下，人心陷溺，雖圣賢亦未如之何也已矣。”B18這是用“偏鋒”為術語對傳播史上的相關說服現象加以概括。從今天的角度看，“最易入人”是對于偏鋒優勢的有力概括。

古代對于偏鋒的評價并不一致。以明代人才觀為例。某些人強調偏鋒有用處。例如，錢谷夸獎人時說：“甘棠今日稱慈父，驄馬當年號鐵容。奏牘匡時多苦樂，文章勝敵有偏鋒。”B19與之不同，戴澳說：“偏鋒畢竟難持國，急遲鈞衡借主張。”B20這體現了對于偏鋒局限的認識。也有人認為偏鋒之人仍有可取之處。例如，趙南星載言稱：“雖人多偏鋒，才各別具，正不妨取長于短，愈以見瑕不揜瑜。”B21金日升更提出：“無苛索于先，無拘攣于后。節有可錄，不妨取其偏鋒；才果堪收，無更摘其寸朽。而總主于搜羅遺賢，弘濟時艱。”B22這是明末大廈將傾時的事情了。

（二）從西方文論看偏鋒

由于所使用的是拼音文字（而非象形文字）等原因，古代西方人習慣用剛性工具書寫，因此不存在與柔性書寫工具（如毛筆）相適應的“偏鋒”觀念。打字機之所以由西方人率先發明，說到底是由拼音文字的性質決定的。自從有了它，人們用筆的機會顯著下降。即使現代西方人通過文化交流懂得毛筆的妙處，書法意義上的“鋒”也不可能成為主導范疇。不過，廣義的“偏鋒”仍然存在。例如，1749年，法國第戎書院以“科學與藝術之進步究竟敗壞或敦篤風化”為題征文，盧梭從反面做文章，獲得首獎。1931年，浦薛鳳在《清華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發表文章，用“偏鋒文字”評價盧梭此作。B23

在西方學術界，存在某些和“側鋒”相關的概念。試舉數例：

（1）側適應（laeral adapaion），指生物體的組織或器官形成衍生價值，如羽毛本是鳥類用于調節體溫，如今卻適用翔。在技術發展史上也存在本是為滿足某種需要而發明的對象派生出其他價值的現象。例如，微波爐的關鍵技術是作為雷達的磁電管而發明的，如今它成了炊具。

（2）斜行（sideways），字面意義是以側面相對。有不少詞組是圍繞“斜行”而組成的，如側身進（sideways feed）、側向下水（sideways launcing）、兼署理同一職級（doubling sideways）、側向飛行（sideways flig）、側向運動（sideways moion）、眄睞（瞟，glance sideways）、側轉（urn sideways）等。

（3）非正統（alernaive），指可供選擇的事物，特別是另類。在精神上，它是和搞笑諾貝爾獎（1991-）相通的。這一獎項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偏鋒創意的實例，如2012年獲心理學獎的“向左倚靠會讓埃菲爾鐵塔看上去更小一些”等。

西方文論中有兩個與偏鋒相關的范疇：一是根莖（rizome），法國著名學者德勒茲用于分析理想文本，其特點是通過側生而擴展。“根莖”原來指的是多年生植物的根狀地下莖，如藕、姜等。德勒茲引進這一隱喻，出于以下考慮：“我們對樹厭倦。我們應不再相信樹，根和胚根。它們使我們蒙受很多苦痛。所有樹狀（arborescen）文化都以它們為基礎，從生物學到語言學。”德勒茲認為樹狀思維支配著整個西方思想，是一種國家哲學。他所倡導的既不從屬于任何結構模式又不從屬于任何發生模式的“根莖”則是對樹狀思維的否定。與分級樹狀系統的歧出不同，帶有地下莖干的根莖把相距甚遠的東西連在一起，創造了有多重入口和出口的空間：“根莖沒有開端或者末端；它總在中間，在事物之間，宛如插曲。樹是分支，但根莖是同盟，唯一的同盟”，訴諸“與”的邏輯。B24二是外現代（off-modern），為哈佛大學比較文學教授博姆（Svelana Boym）所發明。博姆不是關注現代與反現代或者純粹的“文明沖突”，而是異步、異相的現代性之間沖突。他所著《外現代之鏡：同步外的歷史》一文指出：到21世紀，現代性成為我們的古跡。我們生活在其廢墟上，并將它結合進我們的當下、外現代因此不是反現代，事實上，它外現代性的批判性與實驗性精神比現存的工業的、后工業的現代化形式更近。換言之，它向若然現代性（而不是實然現代性）開放。外現代性視角引導我們重新思考發展與保護之間的對立，提出文化通過試誤而進化的非線性觀念。會犯錯誤的才是人。犯錯誤發現了不同形式的知識、藝術與技術之間始料未及的聯系。與只是基于技術的新媒體不同，外現代的新媒體基于人的錯誤并與之共舞。它是由善于處理疏失的技巧、對技術本身的沉思（而不是由技術小玩藝兒最新的銷售指標）所驅動的。我們可能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的邊緣：公認的晚期資本主義與技術的（或數碼的進步）不再對我們起作用。我們處在范式轉變的銳利拐點，只有擴展視野才能對它有所預見。銳利性邏輯是與流行文化的無縫挪用或者計算機存儲的同步性相對立的。它是使傷口、傷疤、廢墟、觸覺殘留暴露出來的邏輯。博姆注意到：倘若說20世紀60年代的藝術家夢想變成自己的策展人、從理論家那兒借用點什么的話，如今理論家夢想變成藝術家。他們對自己學科體制化感到失望，移動到各自的領域：又是側動。并非向后或向前，而是側移。B25技術的跨領域應用可能帶來許多匪夷所思的結果，如香蕉皮可護膚，微量砒霜可使人臉色紅潤等。博姆所強調的是負面的始料不及。其實，后者在現代化進程中確實比比皆是，大壩造成泥沙淤積、滴滴畏破壞生態平衡等，都是帶來出乎意料結果的錯誤。對上述錯誤進行反思，是外現代性的要旨。

（三）產業實踐中的偏鋒

現代學者對于書法中的偏鋒給予了比較客觀的評價。例如，北京大學教授金克木說：“坡（軾）的行書好像往往用偏鋒，豈不也很好？究其實，中鋒偏鋒都是筆鋒的用祛，不必說得太玄妙。以一為主可以，又何必盡廢其他？”B26不過，當今我國所流行的“偏鋒”一詞并非直接取自古代的書法理論，而是將可能出自武俠作品的“劍走偏鋒”當成其主要含義。它指的是奇招制勝，完全沒有貶意。在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所收文章中，1995年開始有文章用“劍走偏鋒”評價軟件技術B27與足球技術。B28至2013年8月28日，已經有4520篇文章出現上述成語。同一時間查找所得的全文包含“偏鋒”的文章總數僅有6879篇，“劍走偏鋒”占了大約2/3，可見它已經成為常見用法。

“偏鋒”提供了考察歷史上產業分化發展的新角度。產業體系的形成，和社會分工中的偏鋒存在密切關系。對初民來說，“正鋒”產業應當是指直接和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相聯系的生產活動，如狩獵、采集、耕作等。由于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對于提高生產率和生活質量顯得日益重要，開始有人將它們當成專門的生產對象，由此產生了手工業相對于農業的分化。在一定意義上，手工業是相對于農業的“偏鋒”。先前的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主要是當事人自己生產的。手工業的相對獨立是和手工業者的職業化相聯系的，它意味著這個新興產業向自為正鋒的方向轉化。在手工業這一行，最初的生產主要靠人力進行，水力、風力、火力等只起輔助作用（偏鋒）。在手工業向現代機器工業轉變的過程中，原先的偏鋒成為新的正鋒，蒸汽、電力相繼成為工業革命的標記。蒸汽力量駕馭需要有交通（燃料運輸）作為前提，電力遠程傳送需要有通信作為保障，這是現代服務業產生的契機。通信本來只是交通業的輔助成分，但到20世紀卻由附庸蔚為大國，通信產業正是以之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計算早先只是傳統產業所包含的環節，機器計算只是相對于人工計算的偏鋒。隨著機器化大生產時代的到來，計算（尤其是和生產運營相關的實時計算）已經超出了人工計算的能力，機器計算因此成為新的正鋒，20世紀中葉的信息革命正是以此為背景而爆發的。為了共享大型計算機的計算能力，人們開始建設數據網絡。相對于機器計算的主業而言，計算者通過數據網絡所進行的人際通信最初只是偏鋒。后來，人們發現上述通信對建立社會聯系、推進社會交往具備重要價值。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發生了計算機網絡向“第四媒體”的深刻轉變，偏鋒再次成為正鋒。計算機網絡和其他網絡（如廣電網、電信網、移動通信網、衛星定位網）的聯系最初只是作為產業的偏鋒而存在。隨著泛網絡時代的到來，本世紀初諸網融合技術成為信息產業新的正鋒。在更廣的意義上，信息革命和生物技術革命的匯合產生了偏鋒向正鋒轉化的新機遇。讓計算機介入試管嬰兒生產，將基因芯片技術應用于基因功能研究，用生物技術為計算提供能源等，目前都只是偏鋒。它們當中的某些分支蘊藏著向正鋒轉變的潛能。

下文分別著眼于數碼藝術和文化產業，就偏鋒創意和偏鋒視野加以分析。

二、偏鋒創意與數碼藝術

所謂“創意”，既是指創見，又是指創見產生的過程，語出王充《論衡·超奇》：“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B29在我國古代文論中，將“偏鋒”和“意”聯系起來，見于筆意之論，如清代李佐賢說：“孫處禮書傳世絕少，惟見書譜。其議論精微透辟，發前人所未發，洵堪啟牖后學。其筆意多用偏鋒，妙絕千古，于顛張醉素之外，獨開生面，尤非淺學所及窺也。”B30又見于快意之論，如清代方以智說：“文屬情生，筆起勢決，宛委覆折，以取余波，詎免于齟齬乎。道以人宰，言主維世。太上太簡則輕藐禮法，偏黨吹索則周納文深，著述以捃摭成家，恃才以偏鋒快意。”B31復見于性意之論，如清代孫奇逢說：“古之三疾皆孤行一意，以偏鋒見長。今也托名古疾，以文飾其不肖之心，適足以見短。今古之不相及，一疾也且然，可勝感慨！”B32“三疾”之說出自《論語》。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至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B33由此看來，偏鋒者為人“狂”（狂妄）但肆而非蕩、“矜”（矜持）但廉而非忿戾、“愚”（愚魯）但直而非詐。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將“意”區分為三個維度：一是由筆意延伸而來的駕馭技術、工具的觀念與方法，主要與能力有關；二是由快意延伸而來的滿足需要的觀念和方法，主要與動機有關；三是由性意延伸而來的待人接物的觀念與方法，主要與個性有關。上述歸納雖然得自于我國古典文論，卻可應用于西方當代數碼藝術。

（一）筆意：混合媒體的另類技術

“另類技術”是相對于主流技術而言的，主要是指在既有成熟解決辦法之外另搞一套，盡管從經濟成本或時間成本等方面看都不合算，但當事人卻以此為樂。例如，奶酪化凍、烤面包靠常見家用電器就能解決，但瑞士聯邦理工學院材料處理激光中心的研究員卻訴諸相當復雜的激光設備和納米技術，因此顯得另類。B34

歷史上所謂“技術藝術”，大部分是“劍走偏鋒”的產物，因為所應用的技術幾乎都不是專門為這些藝術形式開發的。它們可以說是廣義的偏鋒藝術。狹義的偏鋒藝術是指有意運用偏鋒技巧所創作的作品。我們可以從“劍走偏鋒”的角度去理解新媒體藝術的起源和發展。19世紀中葉，洛夫萊斯夫人率先提出了計算機可用于音樂創作的設想，開啟了編程性藝術。20世紀初，杜尚將現成物當成藝術，打破了作品必須由現行體制來認可的觀念，開啟了非體制性藝術；60年代興起的觀念藝術拋開形式和材料，開啟了非物質性藝術。這為早期數碼藝術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圍。1978年，法國的諾拉（Simon Nora）與明茨（Alain Minc）發明了“遠程通信”一詞，指的是計算機與電信之間日益增長的相互連接。當年，加拿大藝術家巴特利特（Bill Barle）便組織了Sa-el-Comp項目，首次將遠程通信所體現的理念用于藝術，突出了藝術的過程性。

從偏鋒創意的角度看，數碼藝術和另類技術結下了不解之緣。在數碼藝術的起步階段，不論是音樂、美術還是文學，都已經有長期實踐中形成的成熟技巧和理論。它們都和機器或編程沒多少關系。將數字電子計算機引入藝術領域，無疑是著眼于另類技術。耗費當時極其昂貴的計算資源，寫出一些似藝術非藝術的作品（即使經過自動過濾，仍存在諸多信息垃圾），可以說是性價比極低。盡管如此，后來紅紅火火的數碼藝術正是從上述另類實踐中發展而來。在歷史上，從電腦技術到電腦藝術，從網絡技術到網絡藝術，從生物技術到生物藝術，都是技術本身的另類應用，是技術價值的藝術擴展。在一定意義上，數碼技術的發展就是為計算機尋找計算之外另類用途的過程，互聯網的發展是為通信網絡尋找通信之外另類用途的過程，移動通信的發展是為手機尋找打電話之外另類用途的過程。這種尋找往往意味著進入未知領域，面臨著犯錯誤的可能性。但錯誤是最好的老師。

在我們所生活的時代，人們已經對下面三點取得共識：計算機是萬能機器，互聯網是萬能媒體，手機是萬能終端。如今，運用計算機和網絡技術從事創作，已經不再被視為另類或偏鋒。在數碼藝術領域，上述技術已經成為地道正宗。處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數碼藝術要想推陳出新，不能不另辟蹊徑。混合媒體中的另類技術因此備受關注。例如，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雕塑家鮑恩（David Bowen）《成長表現裝置》（GowRndering Dvice，2007）用光柵設備將栽培在營養液中的植物的生長過程分時段記錄在紙張上，成為一幅幅水墨畫。上述過程拍攝成Quicime影片，讓網友共享。B35丹麥當代藝術家雅各布森（Mogens Jacobsen）利用馬鈴薯可發電的原理，收集數百個各自扎入釘子、用導線連接的馬鈴薯所發出的電流，讓它通過集成電路板驅動微機的文字感應系統軟件，在瀏覽器上寫出詩歌，內容是抗議種族間的煎熬、施暴。該作品題為“游離的防御”（Dissociaive Defence），亦名“會寫詩的馬鈴薯”，2011年在德國科隆當代藝術展上展出。B36

為了鼓勵越界創作，奧地利林茨電子藝術節在2007年設立混合藝術組（ybrid Ar），包括當今雜種的、跨學科的項目與對媒體藝術的探索。首重將不同的媒體和種類混合成新的藝術表現形式，以及超越藝術與研究、藝術與社會/政治激進主義、藝術與波普文化界限。B37又如，新媒體藝術中不乏利用另類技術的例子。美國戴維斯（Joe Davis）將從海綿中分離的硅蛋白基因修飾的大腸桿菌用為天線，做成作品《細菌收音機》（Bacerial Radio）。它不需電池，利用天線與大地之間的電壓差即可工作，讓用戶通過耳機收聽，2012年獲得奧地利林茨電子藝術節混合藝術組金尼卡獎（最高獎）。

（二）快意：訪客需要的另類滿足

藝術總是以滿足人的需要為旨歸。人的基本需要有共同性，派生需要則可能因人而異。不論什么需要，只要涉及社會交往和社會聯系，通常就存在相對應的社會規范。它們不僅規定了派生需要的合法性，而且規定了基本需要的滿足方式。違背上述社會規范的行為便被視為另類，甚至是越軌。越軌行為的特點是超出社會規范許可的范圍，甚至與之相對立。另類行為的特點則是迥異于社會慣例，雖然未必為社會規范所禁止。

與上述分析相適應，正鋒藝術的創意立足于運用吻合社會規范的方式來滿足人的需求。例如，以Boredomresearc知名的英國藝術家艾斯雷（Vicy Isley）和史密斯（Paul Smi）所創作的《心愿》（f.wis，2006）是受香港林村許愿樹啟發而創作的。訪客可以發送自己的心愿，讓它呈現在許愿樹動畫中（實際上是進入mySQL數據庫）。B38相比之下，偏鋒藝術的創意以訪客需求的另類滿足為出發點。例如，紐約多媒體藝術家斯莫拉茲（ElisabeSmolarz）《當個明星》（Be a Sar，2003）宣稱自己提供的是成為明星的最快途徑。其網站要訪客提供自己心目中的明星的照片與自己的照片，并說明自己為什么將那位明星當成偶像。過不了幾天，網站就會提供一幅新照片，在照片中，訪客已經成為明星（以訪客的尊容替代原先明星的面孔）。B39又如，文抄公網站所推出的“會見自己”（Inerview Yourself，又名IY-IY-IY-IY）是調侃性的。會見記者通常是藝術家揚名的一種途徑。在“做秀”成風的時代，會見變了質。有感于此，文抄公網站設計了這一諷刺性項目，讓人人有機會被會見，慫恿人們將會見的結果提交Neime、Rizome、Syndicae等各種郵遞目錄，成為明星。B40墨西哥藝術家托里斯推出《網絡藝術認證辦公室》（ne.ar cerificaion office，2002），宣稱這一辦公室是非贏利的組織，為網絡藝術作品提供免費的官方認證。訪客只要通過萬維網或電子郵件填寫表格，選擇適宜描繪其作品的句子，就可收到相應的郵件。B41 對于那些功名心頗強的人來說，這或許是滿足自尊心的頭號捷徑了。再如，克洛寧格（Cur Cloninger）有意誘導訪客呈現藝術虛榮心。他所設計的《市場喲馬蒂克1.0美術版》（e Mare-O-Maic 1.0，fine ars version）列有名詞、動詞、形容詞、前綴、統一資源定位符（URL）等欄目供填寫。填寫完之后，點擊“制成廢話”（Cranou e Crap）熱鍵，就生成一段文本（可用作對自己的作品的贊美），然后將它寄給最近的數碼藝術節評委會。B42

另類滿足并不限于虛榮心。例如，瑞士藝術家李馬克《粉碎新聞——當個新聞操作員》（Breaing e News - Be a News-Jocey，2007）向用戶允諾：只要對方提供標題或心儀的詞語，自己就能從互聯網豐富的檔案中調用信息，為之創造可修改的流媒體新聞。這是通過從包括Google Videos、Google Images、Google News、Flicr、Youube、ecnorai、Pozinger、Amazon、Wiipedia、Yaoo等在內的多種網絡服務中提取視音頻流而實現的。B43美國藝術家史密斯（Sewar Smi）甚至不無夸張地創作了《給上帝發電子郵件》（Email God，2007），邀請訪客祈禱，前提是這些人要相信祈禱可通過互聯網直達上蒼。B44

（三）性意：既有作品的另類改編

“性意”可以理解為和個人稟性相關的意向，如《高僧傳》所說，“釋曇光，會稽人，隨師止江陵長沙寺。性意嗜五經、詩賦及算數卜筮，無不貫解。”B45我國古代文論認為偏鋒與心性有關。據記載，明人張鳳翼（1527-1643）“中鄉試，不上公車，行徑似陳公甫。風流藴藉，掩映一時。著有《處實堂集》數十卷，又以豪俠之氣寄諸傳奇，行草純用偏鋒，嚴整古淡，自為一體。”B46清代金堡自述“為詩則偏鋒，為人則急性。”B47如果沿用“文如其人”的說法，另類之文和另類之人似乎是互為表里的。當然，所謂“另類”和前述“三疾”都需要進行具體分析。至少有兩種情況：一是有“豪俠之氣”者因其卓爾不群而顯得另類，二是平庸偏執者因其狹隘片面而被視為另類。因此，明代孫承宗說：“夫文體害于庸而好奇，不害于奇也。士掉鞅而逐中原，唯無奇耳。奇負獨識，力可全昌。而或馳偏鋒以耦世，彼其氣岸之凌厲，不傍門倚戶以持一先生之言。而庸者無大力遠識，執異說而不化，獨奇托之，而迷天下耳。”B48明代鹿善繼亦言：“眼看著蕩詐忿戾的人以狂矜愚自托，明以偏鋒自任，實是巧占題目，以文飾其不肖之心。”B49

我國古代文論有很強的倫理學色彩，這一點影響了對性意與偏鋒之關系的看法。在數碼藝術理論中，上述關系完全可以重加闡釋。例如，我們可以從另類改編的角度去看待問題，突出改編者的特殊愛好所起的作用。另類改編并非始自數碼時代。在民間文化或口頭文化中流行的作品通常不署作者之名，也不存在尊重原作者本意或版權的要求，因此，精英階層（特別是印刷時代的精英階層）所不能容忍的隨意改編在民間文化或口頭文化中反倒是常態。上述要求只是到書面文化（特別是印刷文化）占主導地位的時代才產生。以之為基礎的傳統改編觀念將尊重原作當成基本要求，這種觀念到后現代主義興起之后受到挑戰。像香港無厘頭搞笑片《大話西游》（1994）便是另類改編的范例。這類劍走偏鋒的作品受到廣泛歡迎。

另類改編在數碼藝術中占有重要地位。不論是最早的數碼文學作品（德國盧茨《隨機文本》，1959），或者最早的聊天劇作品（美國哈里斯《哈姆涅特》，1994），都是對名作的另類改編。前者將卡夫卡《城堡》原作標題碎片化、利用軟件技術隨機提取；后者將莎士比亞《哈姆雷特》壓縮成40行，使之適合于網絡聊天室上演。這種偏鋒創意為他們博得了開創者的美名。另類改編的實踐者之一是原先為股票市場投資者設計數據庫界面的佩利（W.Bradford Paley）。他將自己的特長應用于藝術創作，開發了按詞頻統計結果顯示《哈姆雷特》腳本的軟件exArc，讓閱讀的過程在主界面上顯示為一條在諸多詞匯中游走的金色飄帶。B50德國藝術家麥耶-布蘭迪斯（Agnes Meyer-Brandis）《月亮鵝模擬：月亮移民鳥設備》取材于戈德溫（Bisop Francis Godwin）的小說《月亮上的人》（1603）。主人公貢薩爾乘月亮鵝所駕的車飛到月球。麥耶-布蘭迪斯養了11只月亮鵝，給它們起了宇航員的名字，封自己為鵝母，訓練它們飛翔，帶它們遠行，將它們安置在模擬月亮的棲居地。作者從位于畫廊的控制室進行操作并演示。訪客可在那兒與鵝實時遠程互動。B51該作品2012年獲得林茨電子藝術節混合組杰出獎。

我國古代已經有人注意到偏鋒的流行和時代風氣有關，不單是個別人稟性問題。例如，明代劉康祉說：“文章之日薄也，先民沉雄宏厚之意狀無幾見。而才人學子所矜激而相驕稚者，詭以為奇，輕以見捷，自謂可娛日諂耳，偷取一切之效；偏鋒捷發，時足頤解，而源枯根拔，索然無余，如秋風之襲林木，凄緊蕭爽，大都衰謝之景，無復長育之氣矣。”B52因此，所謂“性意”在個人愛好之外還反映了時代性。另類改編之所以在數碼時代司空見慣，和后現代思潮的影響有很大關系。另類改編因別出心裁而見其長，因缺乏原創而見其短。像《大話西游》那樣的無厘頭改編如今已經屢見不鮮，藝術價值隨之降低。

綜上所述，偏鋒創意在古代藝術理論中可以從筆意、快意、性意等方面去把握，在數碼藝術理論中可以從另類技術、另類滿足、另類改編等方面去發揮。它們的共同之處在于以異乎尋常的方式運用藝術工具，以有別慣例的方式滿足受眾需要，以不拘一格的方式對待既有作品。正鋒與偏鋒并存、轉化都是歷史性現象。正如清代方玉潤說：“風雅頌三詩各有其體，原不相混。其或雜而相兼者。即其體之變焉者也。故凡詩皆有正變，不獨小雅為然。如今之時，藝有正鋒，則必有偏鋒；有正格，則必有變格，均因體裁而定。體裁分，則音節亦異。其體裁之所以分者，或因事異，或以人殊，或由世變，則無定局。”B53總的來看，偏鋒創意的藝術價值在于提供了不同于公認藝術權威、藝術經典和藝術范式的思路。

三、偏鋒視野與文化產業

要論古今藝術之別，很重要的一條是產業化。產業化將藝術納入為市場服務的軌道，要求藝術盡可能按照大工業流水線的方式進行批量生產，將分工協作的社會化原則貫穿于藝術領域。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不能不將有關偏鋒創意的探討擴大到偏鋒視野。所謂“偏鋒視野”指的是將正與偏之間的矛盾作為普遍存在的現象，從它們的相互轉化把握事物的發展，揭示事物之間的橫向聯系。

（一）偏鋒視野與思維方式

在產業化條件下，我們必須從開發商和創作者的角度看待另類技術的由來。俗話說“思路決定出路”，可見思維方式之重要。從取向上看，思維方式可以分為正向思維、側向思維與反向思維（亦稱縱向思維、橫向思維與逆向思維）。以技術應用而論，正向思維主要體現于根據開發者（或生產者）原先的設計、在產品說明書指導下進行的活動，如用電視機看電視、用電腦進行計算等。反向思維主要體現于對開發者（或生產者）原先的意圖反其道而行之，例如，將電視機解體為零件、將電腦卸載為裸機等。從反向工程學的角度看，上述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側向思維主要體現于尋找開發者（或生產者）所構想之外的用途。例如，“視頻藝術之父”白南準將電視機壘成機器人，用磁鐵在電視屏幕上作畫，組建視頻回路構成“電視佛”等。

上述三種思維都和數碼藝術有密切關系。正向思維多見于對各種操作系統、藝術軟件（指用于藝術創作的工具軟件）、網絡協議等的使用，這是數碼藝術創作、傳播和鑒賞的基礎。反向思維多見于著眼系統干擾（如噪聲）、系統攻擊（如病毒）、系統崩潰（如宕機）等所進行的創作。若符合“反常合道”的原則，相應的產品或活動仍可能躋身藝術之列。側向思維多見于數碼技術匪夷所思的應用，如用軟件防止貓玩鍵盤等。署名“比特推進系統”（BiBoos Sysems）的《爪感》（PawSense）是幫助計算機防貓的軟件。它迅速地檢測與阻塞貓的打字，幫助訓練用戶的貓，使之遠離計算機鍵盤，方法是每當貓在鍵盤上敲打時就發出怪叫。B54

側向思維與偏鋒視野的關系很密切，其天地是相當廣闊的。它的擴展可能導致許多意料不到的發明和成就。常為人道的例子有：美國著名畫家莫爾斯發明電報編碼，美國自行車修理工萊特兄弟（Wrig broers）造出飛機，原本學醫的魯迅成為文學大師，等等。以偏鋒視野看待藝術產業化，不難發現與上述三種思維方式相適應的不同取向：

（1）正向產業化，主要是指藝術生產在法制所許可的范圍內逐漸實現規模化、標準化、商業化；

（2）反向產業化，主要是指在反規模化、反標準化、反商業化觀念指導下發展藝術生產；

（3）側向產業化，主要是指在服務于其他產業的觀念指導下發展藝術生產。

（二）偏鋒視野與產業鏈

從偏鋒的角度看，產業鏈建設不只是上下游的延伸，而且包括產業鏈之間的交叉。例如，傳統文化產業與數碼文化產業的交叉（如數碼遺產開發與運營），傳統文化產業內部的交叉（如產自文化旅游業與工藝美術業結合部的旅游工業品），等等。

由于文化市場存在競爭的緣故，文化企業不能不尋找自己恰當的定位。古人有言：“世之畫史但能寫物之定形，故水火之狀難盡其變。始張南本與孫位并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為同能不如獨勝，遂專意畫火，獨得其妙。”B55這是說個人在選擇專業方向時要考慮多種因素，有時走偏鋒反而能獨步一時。文化企業在選擇經營方向時，也要注意類似的問題。在這一意義上，偏鋒視野有其特殊價值。

劍走偏鋒往往意味著另辟蹊徑，意味著不同產業鏈之間形成新的交叉。當然，不是所有的路徑都可能變成陽關大道，它們當中有許多始終是獨木橋，甚至是死胡同。要想在前進中“越走越寬廣”，既需要客觀條件支持，又需要主觀準確分析。大致而論，所選的方向雖然是“偏鋒”，卻要有廣闊的前景。在I界，人們說蘋果公司已故總裁喬布斯頗像劍走偏鋒、獨樹一幟的諸侯，因為他有關互聯網音樂、iPone手機和平板電腦等決策都顯示了驚人的膽識。

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產業，從整體上、常態上看總是以“正鋒”為主的。沒有“正鋒”，往往撐不起大梁，擔不了大任，迎不了大敵。盡管如此，承認偏鋒的存在及其價值，有助于實現“和而不同”的理想，激勵不斷改革創新的精神。

（三）偏鋒視野與內容立體化

內容立體化可以從不同角度去理解，如主文化、亞文化與反文化的并存等。一般地說，主文化代表“正”，亞文化代表“偏”，反文化代表“極偏”。不過，上述區分只是相對的。事實上，正中可能有偏，偏中可能有正。在歷史上，我國曾有過主文化過分強調政治、在政治上又過分強調階級斗爭的時代，這是走偏的標志。在現實中，泛網絡媒體存在許多屬于亞文化的偏鋒應用，如打著“易學”的旗號預測未來等。它們看起來荒誕不經，但往往以嬉戲的態度為之，不是真要人們搞迷信，而只是某種娛樂。從滿足公眾的精神需要的角度看，它們又有存在的理由，是偏中有正。在發展文化產業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注意以正導偏、以偏濟正，偏以出奇、正以求穩，化偏為正、正偏圓融。與此同時，要盡量減少反文化的消極作用。

我們可以將廠商生成內容、用戶生成內容和機器生成內容視為文化產業內容三足鼎立的基礎。人們通常比較關心廠商生成內容，因為它們代表了專業水平。在Web 2.0時代，用戶生成內容在數量上所占的比例迅速增長，在質量上也有所提高。機器生成內容源于人工智能軟件的運行，在網絡上利用監控軟件、軟件機器人、人機對話程序等捕獲的信息。它們雖然目前的影響范圍有限，但卻包含了巨大的潛能。某些藝術家已經有意識地加以應用。例如，墨西哥城藝術家蒂西利（Eugenio isselli）的JB Woc（2007）代表了自寫其博客的算法。它將在互聯網上發現的慣用語加以變形，直至不可辨認，然后披露于博客，讓人們來評論。B56又如，美國藝術家豪斯（Brian ouse）等人的視頻短片《狗頭》（undeopf，2007）是基于場所的敘事項目，利用短信去探索乘坐柏林特定線路（在地圖上呈現出狗頭形狀）火車的體驗。柏林交通主管部門網站提供自動追蹤火車的服務，只要知道參與者所坐的火車車次，就可以知道他們所在的位置。而且，乘客們每當經過車站時，都可以收到指示方位的全球通短信。作品將這種短信當成了敘事要素。B57

內容立體化還可以理解為圍繞同一對象所進行的多樣傳播。例如，有人在談到新聞立體化時指出：“從廣泛的意義上說，就是以不同的內容，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形式，構成立體化的新聞載體，更真實，更深刻，更多方面的反映新聞事件和社會動態。”B58不論對于數碼藝術作品，或者對于文化產業項目，都可以通過上述多樣傳播去推廣，不僅訴諸正面報道，而且訴諸各種側面宣傳。數碼藝術的內容立體化可以通過復合方式來實現。例如，有軟件設計工程背景的藝術家詹尼斯（Greg Giannis）所創作的《正面》（Facade，2004）是一個遠程通信裝置與表演藝術作品，位于澳大利亞墨爾本的聯邦廣場。這一廣場的SBS媒體大廈、澳大利亞活動圖像中心正面被投射到建筑物自身。二者彼此匹配，不過，圖象的色彩會有所變化，以便為建筑物表面增加色調。公眾通過用Java語言開發的萬維網界面決定運用什么顏色，世界各地的互聯網用戶都可參與。參與者個人所提交的設計被編成時間表，每個晚上加以投射。本地參與者可到現場觀看效果，其他參與者則可以通過萬維網實況廣播觀看。這一作品將公共空間與虛擬空間混合起來，擴展了社區感。地理方位、國家疆界都不再是一種限制。這有利于增進人們之間的理解、群體之間的寬容。B59

以上分析將“偏鋒”之“偏”與偏激、偏私、偏頗、偏心、偏見、偏護等區別開來，顯示了與偏方、偏師、異軍、異趣、奇招、妙策、“不按常規出牌”等的相關性。當然，對于偏鋒創意所發揮的作用，要結合具體的情境來加以分析。作為范疇的“偏鋒”也適用于學術研究。西安財經學院趙紅指出：“錢鍾書以偏鋒的姿態對于時代的批判和文化的反思構成了20世紀文化史上一道風景。他的獨特的學術研究、獨到的思想見解和獨立的人格精神，證明了一個有良知、有真知的知識分子在那個時代殊的價值。”B60這種偏鋒姿態可以用其代表作《管錐編》的標題來概括，即管窺錐指（經常與體系建構相對而言）。在眾多隨筆中包含了諸多真知灼見，這正是錢學的特色之一。若從學術發展的角度看，學科之間的滲透與融合實際上是以“偏鋒”或“旁通”的作用為前提的。正是由于許多學科都存在正向研究之外的側向研究，才使得諸多學科之間建立了豐富多彩的聯系，使邊緣學科、交叉學科成為可能。至于如何在正鋒與偏鋒之間做出抉擇、如何通過正鋒與偏鋒的相互轉化促進學術發展、如何避免偏鋒流于偏頗等問題，無論如何都是應結合具體社會歷史條件來回答的。

① [明]范景文《夏夜同李仲昌小坐閱邢子愿書》，《范文忠集》卷十詩，清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配清文津閣四庫全書本，第134頁。所引古籍頁碼均據中國基本古籍庫，下同。

② [明]郁逢慶《祝枝山草書月賦》引，《書畫題跋記》卷十，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9頁。

③ [明]謝肇淛《五雜組》卷七人部三，明萬歷四十四年潘膺祉如韋館刻本，第111頁。

④ [明]汪砢玉《珊瑚網》卷二十四下法書題跋，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419頁。

⑤ 同③，第110頁。

⑥ [清]魯之裕《書法彀》上卷，清刻本，第5頁。

⑦ [清]陳灃《書字說》，《東塾集》卷一，清光緒十八年菊坡精舍刻本，第15頁。

⑧ [清]《曾文正公家訓》卷上，清光緒五年傳忠書局刻本，第6頁。

⑨ [清]程瑤田《九勢碎事》，清嘉慶通藝錄本，第1頁。

⑩ [清]湯貽汾《畫筌析覽》卷下，清嘉慶九年刻本，第7頁。

B11 [清]陳克恕《篆刻針度》卷五中鋒偏鋒，清乾隆刻本，第26頁。

B12 [明]陳建《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三熹宗悊皇帝，明崇禎刻本，第457頁。

B13 [明]戴澳《寄趙霖宇書》，《杜曲集》卷六，明崇禎刻本，第134頁。

B14 [清]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十八，清康熙天茁園刻本，第300頁。

B15 [清]黃宗羲《明文海》卷二百二十六序十七，清涵芬樓鈔本，第2186頁。

B16 [明]胡維霖《郡侯樓致虛年兄瑞槐軒草序》，《胡維霖集》，明崇禎刻本，第117頁。

B17 [明]陳仁錫《陳工部澹生公暨元配王安人合塟墓志銘》，《無夢園遺集》卷六，明崇禎八年刻本，第128頁。

B18 [清]陸世儀《思辨錄輯要》卷二十九諸儒類，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221頁。

B19 [明]錢谷《上林郡侯思銘》，《吳都文粹續集》卷五十二詩詞，清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配清文津閣四庫全書本，第1170頁。

B20 [明]戴澳《寄懷汪生洲二首丙子年》，《杜曲集》卷三，明崇禎刻本，第66頁。

B21 [明]趙南星《催補官員疏》，《趙忠毅公詩文集》卷二十，明崇禎十一年范景文等刻本，第478頁。

B22 [明]金日升《頌天臚筆》卷十五下啟事，明崇禎二年刻本，第400頁。

B23 浦薛鳳《盧梭之政治思想（J.J.Rousseau，1712-1778）》，《清華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31年，第93頁。

B24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ari. A ousand Plaeaus， Capialism and Scizoprenia.ranslaed by Brian Massumi. London： Alone P， 1988， pp.15，25.

B25 Svelana Boym.e Off-Modern Mirror.isory ou of Sync.p：///journal/e-off-modern-mirror/.[2012-10-25].

B26 金克木《文才史學的偏鋒中鋒》，《群言》，1991年第2期，第36-37頁。

B27 林心剛《BRYCE & VECOR EFFECS一族的新寵兒》，《桌面出版與設計》，1995年第5期。

B28 王振立《沙場論劍！唯我“綠茵游俠”——記國奧隊鋒線尖刀莊毅》，《中國體育科技》，1995年第9期，第9-10頁。

B29 [漢]王充《論衡》卷十三超奇，四部叢刊景通津草堂本，第132頁。

B30 [清]李佐賢《跋孫處禮書譜》，《石泉書屋類稿》卷五金石題跋，清同治十年刻本，第50頁。

B31 [清]方以智《讀書通引》，《浮山集》文集后編卷一，清康熙此藏軒刻本，第204頁。

B32 [清]孫奇逢《四書近指》卷十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3頁。

B33 [三國]何晏集解《論語》卷九陽貨第十七，四部叢刊景日本正平本，第42頁。

B34 豈平《為制備一頓快餐所采用的另類技術》，《職業技術教育》，2002年第29期，第46-48頁；續見該刊2002第32期，第44-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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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5 [南北朝]釋慧皎《高僧傳》卷十三，大正新修大藏經本，第165頁。

B46 [明]朱謀垔《續書史會要》，[元]陶宗儀《書史會要》，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67頁。

B47 [清]金堡《與南雄陸太守孝山》，《徧行堂集》尺牘卷六，清乾隆五年刻本，第529頁。

B48 [明]孫承宗《春秋房同門稿序》，《高陽集》卷十一序文，清初刻嘉慶補修本，第138頁。

B49 [明]鹿善繼《四書說約》下論卷十七，古者民有章，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本，第1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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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2 [明]劉康祉《李元甫制義敘》，《識匡齋全集》卷四，清順治刻本，第49頁。

B53 [清]方玉潤《詩經原始》卷九小雅，清同治十年刻本，第1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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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5 [宋]李廌《德隅齋畫品》，明顧氏文房小說本，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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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8 盧俊《新聞的立體化趨向》，《新聞知識》，1992年第8期，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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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0 趙紅《批判與超越——論錢鍾書獨立的文化意識》，《長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2期，第60-63頁。

o Find a New Pa： From Calligrapy o Digial Ar o Culural Indusry

AUNG Ming-fen

篇（11）

一、.誠信有利于企業提高競爭力

誠信經營的企業，在企業外部，首先是對顧客誠信，即為顧客提供滿意的產品和服務，把顧客的利益和需要放在第一位，只有這樣才能既留住老顧客，又贏得新顧客。其次是企業對合作企業的誠信，即在合作過程中，按合同約定，認真履行所承擔的義務和責任。企業真正做到誠實守信，就能得到合作企業的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的交流，從而使企業資源得到最優配置。同時能吸引更多的合作企業，并與其建立良好持久的合作關系。最后是企業對社會的誠信，即企業要遵守市場規則，依法經營，照章納稅，把企業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統一起來，認真履行社會責任。總之，企業的外部誠信有利于企業樹立良好社會形象，從而提高企業的競爭力。

二、誠信有利于企業增強凝聚力

誠信經營的企業，在企業內部能按勞動合同約定，認真履行各項承諾，真誠地對待員工，對有專業技能和管理才能的員工能重用和提拔到發揮他們才能的崗位上，能做到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同時，管理者對員工的工作能給以充分肯定，做到相信和依靠員工。企業對員工誠信，一方面會激發全體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和主動性，員工會團結一致竭盡全力去完成企業的經營目標，使企業的凝聚力增強；另一方面會吸引更多的員工和人才加入企業，不斷給企業注入新鮮血液和活力，使企業不斷發展壯大。

三、誠信有利于企業經濟利潤增長

首先誠信經營理念有利于引導企業員工以及各部門統一行動，為實現企業共同目標而努力，最終實現企業經濟利潤的最大化。其次是企業誠信服務于顧客，贏得更多忠誠的顧客，贏得更大的市場，也就為企業贏得更多的經濟利潤。再次是企業誠信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交易效率，從而給企業帶來最大的利潤。值得關注的是，企業誠信經營往往并不能帶來短期利益，甚至可能是短期的虧損！但是它對長期利潤的增長往往是顯而易見的。例如怒砸電冰箱的海爾就是一個典范。

企業誠信經營對企業帶來了長遠的發展前景，是企業提升競爭力的重要環節，相反的企業失信經營對企業帶來了長遠的不良影響，不同的影響給每一個希望能在長期的競爭環境中始終處于優勢的企業這樣的啟示：企業只有持之以恒的誠信經營，才是經營之本。

我國企業誠信經營戰略的具體實施方案

一、健全法制

健全法制增強消費者的維權意識，法制在信用建立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影響, 是企業間信用產生的重要外部條件和沖突解決機制。

企業的“誠信”來自于嚴格的市場規則, 如果失信者得不到應有的懲罰,甚至得到了不應得到的利益。而誠信者得不到預期的利益, 甚至遭受損失, 那么, 整個社會的誠信體系迅速崩潰――失信者更加失信, 誠信者不再誠信。目前中國法制建設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第一, 堵住法律漏洞, 制定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法律法規。第二, 建立與誠信直接掛鉤的法律, 使失信行為直接受到法律的約束。第三, 加大對失信企業的打擊力度, 使他們從經濟上意識到失信經營只會失去更多。第四, 要降低訴訟成本, 使人們有能力進行訴訟, 避免設置過高的訴訟壁壘, 從而有利于打擊違約行為, 減少違約行為。

健全法律只是實現了有法可依, 而信譽機制發生作用的另一重要條件是交易的一方有積極性懲罰對方的欺騙行為。因此, 除了健全法律, 還應該增強消費者的維權意識。消費者維權意識不強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有些消費者是由于缺乏相應的法律知識; 有些消費者懂得維權, 但是考慮到用法律手段維權卻要承擔比原本的經濟損失更大的經濟費用; 還有一些消費者對一些較小損失覺得無所謂, 采取放棄維權的態度, 持這種想法的人本身不應該追究責任, 但是他在無意識中縱容了失信者, 比如購買盜版軟件、盜版品牌服飾等,覺得以低價格享受了高服務, 使假冒偽劣存在一定的市場, 這正是盜版屢禁不止的原因所在。因此, 應從以下這幾個方面著手來提高消費者的維權意識: 加強法律宣傳; 降低訴訟費用, 使普通老百姓也能切實使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消費權益; 強化消費者維權的意識, 消費者上當受騙時不僅要考慮到自己的利益問題, 同時要考慮到打擊失信行為是一個社會問題, 對破壞社會發展的行為決不能姑息。

二、建立和完善社會信息網絡, 發揮中介機構信息傳遞的作用

建立和完善社會信息網絡。誠信經營機制的核心問題是“當事人為了合作的長遠利益, 愿意抵擋欺騙帶來的一次性眼前好處的誘惑”。換句話說, 誠信機制發生作用的條件是信息暢通, 當事人的失信行為能夠被及時發現,那么行騙者不可能再有第二次機會獲得不正當利益, 這樣就迫使任何人都不敢突破誠信的底線, 不得不抵擋欺騙帶來的一次性較大利益的誘惑。因此信息不對稱問題, 是不守信者能夠生存延續的一個重要原因。尤其是中國交易地域規模龐大, 一個以欺詐為生的企業有時可以在一個地區行騙后轉移到其他地區繼續行騙。建立良好的信息溝通渠道和機制可以有效地減少信息不對稱的現象, 從而縮減信用缺乏的滋生土壤。

三、增強倫理意識

管理者要提高道德倫理水平, 需從兩個方面著手。首先, 不僅要考慮經營的經濟性, 還要考慮經營的公共性, 也就是說企業不僅要講求經濟效益, 還要考慮社會效益。這是因為社會賦予了企業的生存權, 并為企業提供各種資源, 而且企業在現代社會中扮演著一個重要角色, 對社會有著巨大的影響力,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整個民族的精神風貌和發展狀況; 其次,企業除了要對所有者、員工及管理者本身負責之外, 還要向包括顧客、供應者、競爭者、政府、社區等利益相關者負責。這是因為這些利益相關群體或個人要依靠企業來實現他們的目標, 而企業的成功也離不開他們的支持與合作。

四、企業要大力防范和化解信用危機

1. 管理層要重視。在市場經營活動中, 一個企業要生存, 并獲得好的發展, 靠的是品牌。而品牌是靠長期的良好信譽創出來的。爾虞我詐可能短期內會獲得非法利益, 但那是兔子的尾巴――長不了。在我國已逐步融入國際社會的今天, 一切都須按國際準則和慣例行事, 無誠信的企業更是沒有立足之地。此外, 從誠信的定義“對他人誠實守承諾的程度, 被他人信任的程度”可以看出, 誠信是互相的,也就是說, 一方面, 你對別人講誠信, 另一方面, 別人信任你, 對你也講誠信。只有坦誠相待, 誠信經營, 才能達到互惠互利、獲得雙贏。因此, 企業管理者必須對誠信有充分的認識: 企業要獲得長足發展, 沒有誠信是絕對不行的。

2. 建立透明的信息披露機制。信任基于了解, 企業應以熱情和耐心搭建與相關者溝通的橋梁, 熱情接待相關者來訪、來電、來函, 并以業績會、一對一會談、網上講演等多種形式將公司的真實情況展現給廣大相關者, 在信息披露方面, 力求做到完整、充分、公開、透明、真實、準確和及時。“既報喜, 又報憂”, 是企業信息披露透明化的一個表現。